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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宁登基称帝以后,并不似寻常汉家天子那般端坐宝殿垂拱而治。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巡行各地,仿佛辽国的四时捺钵和女真人春水秋山的习俗。
大周虽是汉家王朝,核心却是汉儿武人勋贵,这些人看中的是掌中弓刀的威力,并不在乎琐碎细处有浸染胡风之嫌,所以许多辽金旧制都被沿袭了下来。反倒是耶律楚材这样的文臣,才忙着重整制度,力图拟于汉唐。
国朝初建,约束甚少,郭宁出巡的路线并无规律,随行人员也常轻车简从。比如今年一个月前他从中都出发,巡行了雄州、安州、保州、顺州等地。这数州,也是金国世宗皇帝行春水所在。郭宁曾经落脚的边吴泊,便是金世宗猎鹅的围场。
郭宁在那里,主要巡查了各地军屯和民屯的情况,
定海军以贸易为财力的支撑,但也一向重视农垦。大周建国以后,在这上头下了绝大的力气,调派了许多得力的官员督促。换了寻常军事集团,夹袋里断难拿出这么多可用之人,但郭宁手中,一来有耶律楚材这数年里纠合的人才,二来有胥鼎为首的胥持国旧党全力支撑。
胥党众人历年来多遭抨击,指彼辈虽有干才,无德而称,好奔走以取势利;自大金的章宗朝以后,这些人一头不被女真贵族看中,另一头遭汉人儒生鄙视,就连胥鼎本人,也总是被女真人当作顶缸的冲头。
但大周肇建,既往不咎,而且皇帝本人全然不在乎敦厚文风,凡事只要实绩。所以这些人无不精神抖擞,全力为新朝效命。
依靠这一大批官吏的努力,各地农耕的恢复速度很快。旧有的流民从深山大泽里络绎不绝回返乡里,保甲制度的作用也很明显。隆武三年较之去年,仅河北东路北面的几个均州,重新开垦或者恢复耕种的良田就多达一万余顷。
大体估计,今年收成肯定会比去年高,或许会比前年翻一番。
只不过因为朝廷事前做了许多减赋、免赋的承诺,所以税赋的收入没什么增长。在这上头要有明显涨幅,怎么地都得等到后年了。
随着百姓们的生活水平渐渐恢复,商业开始活跃,各种背靠着勋贵团体的商行也开始在各地地方赚取利润。
这些商行的实力,远不足与插手跨国贸易和海上贸易,获得的利润也远远不如,赚得都是辛苦钱。但对于普遍崛起于草莽的大周勋贵们来说,已经算得横财,所以愈发引人趋之若鹜。
郭宁知道,光是中都城里的几个大商行,就已经开辟了从天津府到西京大同府和北京大定府的路线,当然还包括了真定府、河间府、大名府乃至北面缙山一带的商路。这些商路都是大周的统治比较稳固的地方,至于再往西面,因为军事对峙还很频繁,商业难以繁荣。
这些商路多半都依靠勋贵们的力量拓展,途中和各地军户的利益往来更是频繁。
郭宁巡行民屯的同时,更关注各地军户,亲眼见到不少都将以上的军官这两年里在生活水平上头,明显和基层士卒拉开了差距。
好在他们大体还不至奢靡。因为朝廷尚在用武之时,这帮军官还挺热衷于投入钱财到武器装备和马匹上头,有些军官的直属的从己人力和阿里喜们,已经装备得比精锐正军还强。
这样的事情延续下去,自然又会生出新的问题,还是大问题。
军官们会不会腐化?
士卒会不会受到压榨,成为军官的奴隶?
朝廷的经制之师会不会成为军队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军队的战斗力会不会集中到军官们直属的少量人手,导致朝廷武力的衰败?
郭宁自家就是从最底层起家的,见惯了众人狼狈时无所不用其极的作派,所以绝不会高估部下们的节操。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一个“会”字。
而且他非常清楚,这些问题最远在十几二十年里就会爆发,顶多一代人两代人的事。就算不考虑长远,只看眼前,这两年里军队的装备水平、训练水平越来越高,在悍不畏死的劲头上却已不似当年。
甚至有些人对眼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很是满意,对上头的军事要求阳奉阴违。明明是军户,日子过得和普通农家小地主没什么区别。
郭宁四处巡行,亲自和基层将士、百姓打交道,对此自然看在眼里。看到特别过分的,他也直接下令给本地领兵的将校,勒令整肃,甚至以皇命当场杀人也不止一次了。
但大体来说,郭宁对军队基层的变化并不苛刻相待。他觉得,这种事情不值得过于在意。
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万世不易的良法,每一代人,都要面对每一代的难题。后世种种制度号曰先进,其实最多能管用个一二十年,就已经侥天之幸。哪怕号称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难免这里那里变质,闹出这样那样的麻烦。
何况郭宁聚集起来的军人集团并没有先进思想作为指导。大家从军征战,起初是为了求生或复仇,到后来想得更多的,就只是富贵而已。
军事勋贵集团是大周的基础,作为皇帝的郭宁,并不急着去打压他们。某种程度上讲,他倒是希望勋贵们能够见识些好日子,养成些贪婪的心态,对富贵有些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