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又急又气，拉起我就打了我一掌，又给了麒麟一掌，麒麟每挨打就哭，这时扯开喉咙，就哭个不停了。母亲骂，麒麟哭，旁边的小贩在发愣，有个尸体躺在脚边……就在这种怪异而混乱的情况下，突然，一阵“噼哩叭啦”的巨响，连珠炮似的响了起来，震动了整个山边。
“土匪来了！”母亲本能地喊，一把抱住麒麟。
“是枪战！”父亲说，“难道日军已攻到四川吗？不可能的！”
话没说完，又一阵“噼哩叭啦”的巨响。小贩吓得蹲下身子，用四川话和抬尸人大吼大叫，抬尸人站起来，开始往山下的小镇中跑去……眼前一片混乱，我们吓得呆呆地站着，动也不敢动。
然后，有一群人从小镇里跑出来了，他们叫着，笑着，手里高舞着一面国旗，同时，在放着鞭炮，原来那“噼哩叭啦”的巨响是鞭炮声呢！那群人一面放炮，一面大声嚷着：
“抗战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父母呆怔着，不敢相信。
好半天，父亲才抓住一个年轻学生细问。
真的，收音机已经转播了，抗战胜利了！
父亲大叫起来，抱着母亲狂跳，母亲又哭又笑，我们孩子们绕在父母脚前，也跟着大笑大叫……在那一瞬间，兴奋把什么都淹没了，连瘟疫的恐惧也没有了，全家人疯狂地拥抱着，疯狂地笑着、哭着、叫着：
“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
是的，我们终于走到了四川，终于赶上了胜利！
我实在描写不出那时候欣喜若狂的心情，杜甫有一首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还有什么句子比这几句话来形容我父母当时的心情更恰当呢？好一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好一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还乡？不！虽然抗战已经胜利，虽然我们“逃难”的日子总算告一段落，虽然我们全家都欣喜欲狂，但是，我们距离“还乡”的日子，却还远着呢！
第二十七章泸南中学
我们一家人终于到达四川，抵达重庆。在万民腾欢中，迎接着胜利。但是，经过这样一年的长途跋涉，我们一家五口，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以外，真是一无所有，狼狈极了。幸好，重庆有我母亲的堂兄堂妹，我前面就写过，袁家是个大家族。这时，我三舅和三舅母收容了我们。其他在四川的舅舅阿姨也闻讯赶来接济。母亲是袁家长房的女儿，原是极尊贵极娇宠的千金小姐，如今竟然历尽这么多风霜。一时间，大家围绕着父母，详问我们“逃难”的经过。人人听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这么多的“故事”，会一桩桩、一件件地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些日子，父母总是不厌其烦地说，说到伤心处，说的人掉泪，听的人也掉泪。我总是坐在人群中，听父母一遍一遍地说，我就一遍又一遍地重温这段惊涛骇浪、悲欢离合的岁月。所以，虽然当年我才六岁，这些往事已深深地铭刻在我内心深处。
“逃难”终于成为了“过去”。“未来”将何去何从，就又成为父母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时，父亲不知道接受了哪个学校的聘书，要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县城去教书。因为是战后，百物萧条，那学校连家眷宿舍都没有，只能安排父亲一个人的住宿。父亲虽然极不愿意在抗战刚胜利、我们阖家庆团圆的时候，却抛妻别子去李庄教书！但，分离事小，失业事大。何况我们三个孩子都年幼，嗷嗷待哺。所以，父亲决定去李庄教书。至于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将怎么办？这时候，我的勋姨出来说话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姐和孩子们，全跟我到泸南中学去！我正缺少国文教员，三姐不是在湖南也教书吗？现在就去帮我当教员！”勋姨是母亲的堂妹。母亲在长房中行三，所以勋姨称母亲为三姐。当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在四川的泸县，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一切刚刚草创，确实缺少师资。
就这样，我们和父亲暂时分离，跟着母亲，去了泸南中学。
泸南中学（我在《剪不断的乡愁》一书中，曾略略提起过这个学校和我的勋姨），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由一座大庙改建为学校的。教室就是庙宇中的大殿，所以每间教室里都有菩萨。我们住的宿舍，是以前和尚修行之处，简单而朴素。
经过了那么惨烈的一段“逃难”，现在，我们在泸南中学定居下来，真像到了天堂。
我的生活，一下子整个改变了。在我记忆中，那一年真是快活极了。母亲的学生们，都成了我的大哥哥。（这里，要有一点小小说明，当时的四川，是很保守又很重男轻女的。女孩子全要在家中帮忙做事，没有父母肯把女儿送来读书。即使是男孩子，也是我勋姨和姨夫去一家一家说服，争取他们来念书的。所以学生都是男生，而且年龄很大，十八九岁的大男孩，往往还在念初一。而初一的学生，往往又连小学的学历都没有，母亲教他们，真是教得辛苦极了。但是，他们都是些又憨厚又热情又善良的青年，全成了我的“大哥哥”。）这些大哥哥们会带着我玩，教我养蚕，把我扛在肩上去采桑叶，带我到河边去捡鹅卵石……我童年中失去的欢笑，在这儿又一点一滴地找回来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忽然发现我对文字的领悟力，在惊喜之余，开始教我念唐诗。我也初次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开始兴奋地在文字中找寻乐趣了。
母亲的这个“发现”，是相当“偶然”的。
经过是这样的：母亲那些学生，年龄都已不小，但，不知怎的，念起书来就是不开转。母亲常常一遍又一遍地讲解，那些大哥哥们依然听不懂。而我呢，从小就很依恋母亲，当她上课的时候，我总坐在教室的门槛上“旁听”，有一天，她在教《慈乌夜啼》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夜夜夜半啼，
闻者为沾襟。
因为有三个“夜”字，这些大哥哥们全糊涂了。母亲讲得舌敝唇焦，大家还是摇头听不懂。母亲有些怀疑自己的教书能力了。一急之下，发现坐在门槛的我，把我一把拉进教室里去问：
“凤凰，你知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
“知道呀！”我答得干脆，母亲都愣了。
“那么，你说说看！”母亲大概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
我说了。据说，我解释得丝毫不差。从这天起，母亲太得意了，她开始教我李白、杜甫、白居易。我也认真地学习起来，从此，背唐诗取代了儿歌，我七岁已熟读了“梁上双燕”和《慈乌夜啼》。我想，我后来会迷上写作，和这段背唐诗的日子大大有关。
在泸南中学的时期，我们家还有件大事。那就是我小妹妹的出世。原来，母亲在胜利后，就怀了我的小妹妹，对于这个小生命，母亲充满了期待之情。战争已经过去，苦难也应该随之而去。虽然目前的生活仍然艰辛，夫妻还不能团聚。但，远景是非常美好的。母亲自己也承认说，她孕育小妹这段时间，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喜悦。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的小妹妹来到世间，参加了我们这个家庭。小妹长得很像母亲，皮肤细嫩，面目姣好，五官端正，脸上毫无瑕疵。她一出世，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心肝宝贝。母亲爱她，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也爱她。那年我已八岁，八岁的女孩子正是玩洋娃娃的年龄，我不玩洋娃娃（也没有洋娃娃可玩），我抱我的小妹妹。我真高兴母亲生了妹妹而不是弟弟，那时的我，已经和男孩子有段距离，’我衷心盼望有个妹妹与我为伴，这愿望终于实现了。
远在湖南的祖父，早已知道我们这一路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风平浪静，家中又喜添孙女，就忙着给孙女取名字。因为妹妹生在繁花似锦的春天，取了个小名叫“锦春”，父母觉得这名字有点儿俗气，但，是祖父取的，也就用了。不过，在我们家里，我们都叫她“小妹”而不叫名字，正像叫“小弟”而不叫“巧三”一样。
我们家里的四个兄弟姐妹，全部到齐。
第二年，父亲接了上海同济大学的聘书，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离开了泸南中学，我们一家人迁居到上海，开始了另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
第二十八章在上海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
终于来到了上海，我们流浪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父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开始在上海布置起一个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在上海市外白渡桥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个很洋化的名字：礼查大楼。
礼査大楼是栋五层楼的楼房，很可能以前是个旅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层楼都有很长很长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房里附带一个极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里去。
这礼查大楼，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似乎从我出世开始，贫困一直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会儿到了上海，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地长大。衣食住行，样样需要钱。父亲那份微薄的薪水，显然无法支持我们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却有嫡亲的大舅舅、小四姨等。
这个时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与世长辞。母亲的大哥当律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父亲改行，不能再教书了，再教下去，孩子们都会饿死了。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动地说：
“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辈子书，也只会教书。穷，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儿，就只好跟着我过穷日子。改行，是绝不可能的事！”
父亲大怒而回，从此和大舅行迹疏远，话不投机。大舅劝他改行一事，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气也很倔强，看父亲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对父亲也有许多埋怨。这样一来，我们和大舅家的来往，就变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来我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还是外祖母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终没拿到，如今，却正好给比我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
我们终于安定了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父亲开始考虑到我们三个大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三个，走进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算年龄，应该插班念小学三年级。学校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人学考试，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级班，麒麟背不出书，降到二年级，小弟一年级。
活到九岁，我这才开始进学校念书，记忆中，念得真是辛苦极了。其实，不止是“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
原来，我从四川来上海，讲的是一口四川话，而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讲上海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来自乡间，难免土里土气，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干，对比之下，我是相形见绌。再有，我从小，只有母亲教我背唐诗，我的阅读能力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在这诸多原因下，我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
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操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地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师走来，见我不排队，把我痛骂一顿。全班同学，窃窃偷笑，而我，哭着跑回家说：不要上学了！
不上学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训练我们的独立精神和适应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地回到学校去。逐渐地，一天又一天，同学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学着去交朋友，因为语言的隔阂，交朋友真太难了。
我上学上得很不顺利，两个弟弟也不顺利。麒麟从小脾气就坏，总是和同学打架。小弟弟更绝了。他一生没有规规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几小时的经验，此时，要他坐着听老师讲课，他怎么坐得住？不知怎的，他发现只要举手对老师说：
“我要尿尿！”
老师就会让他去上厕所。结果，他每节课都要举十几次手，去上厕所。有一次，老师忍无可忍，生气地说：
“不许去！”
小弟见计谋不成，如坐针毡，居然威胁起老师来：
“你不让我去，我会尿裤子！”
“尿就尿！”老师说，“不许去就不许去！”
谁知，老师的话才说完，我那小弟真的就“就地解决”起来，弄得全班师生大惊失色。那时，学校里有个规定，学生讲了粗话或做错事，要用红笔在嘴上画一个圈，那红墨水画在嘴上，洗好几天都洗不掉。老师这一气，就在小弟嘴上画了好几个红圈。那天麒麟因为打架骂人，也被老师用红笔在嘴上画了圈。结果，我正上了一半的课，训导主任跑来通知我说：
“你今天不要上课了，把你两个弟弟带回家去吧，他们一个尿了裤子，一个打了架！”
学校离我们家，要走一大段路。平常，都是我带着两个弟弟上课下课。那天，我领着两个弟弟回家，看到他们嘴上画的红圈，和小弟的湿裤子，真是觉得丢人极了。两个弟弟还气呼呼地嘟着嘴，路人都回头看着我们笑。我又羞又恼，对两个弟弟说：
“早知道，你们两个在东安城丢掉就算了，找回来干什么，这么麻烦！”
话才说完，想起两个弟弟在东安失散后的凄凉惨状，不禁大大后悔起来，心中一酸，泪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见我哭了，就也哭了，用手拉着我的衣襟说：
“你不要哭，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麒麟见我们两个都哭了，眼眶就也红了起来。我在那一瞬间，体会出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姐”，两个弟弟，终生都是弟弟，不论他们怎样，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于是，我一手揽住一个弟弟，三人一路哭着回家。到了家里，我急忙把两个弟弟藏进浴室里，拼命帮他们两个洗掉嘴上的红圈，就怕父母看到了，会和我一样伤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记忆中，属于欢乐的事情实在不多。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们缺乏冬衣，冷得牙齿和牙齿打战。每天三个人手牵手地去上学，经过卖糖炒栗子的摊子，真想买一包糖炒栗子来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没有钱，就是吃不到。学校的同学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没有。那时，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离开上海，愿望都没有实现。
说实话，从小，我就在困苦中长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对困苦的感觉特别敏锐。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为父亲的收人实在不够维持（大舅一直想接济我们，父亲骄傲地拒绝了。只有大舅母，变着花样，吃的穿的，经常往我们家送），母亲见这样不是办法，就也去中学里教起书来。这样一来，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课，就飞奔回家照顾小妹妹。我家那张大书桌，已不够我们睡，我们就打起地铺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
生活里的喜悦实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写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父亲读了，似乎颇受感动，他帮我寄给了《大公报》的儿童版。当这篇稿子注销来之后，我整天捧着那张报纸，兴奋得茶不思、饭不想。把自己这篇短文，读了起码一百遍。可怜的小青，到底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复记忆。但，顾名思义，那“可怜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
自从在报上发表了作品之后，我开始迷上写作了。每天下课回家，就涂涂写写。那时，我的小四姨参加了话剧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当年，小四姨是个胖妞，很有喜感。虽然不是主角，却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戏院看小四姨演话剧，是记忆中最快乐的事。看完话剧回家，我居然写起剧本来了。不会分场，我全写“独幕剧”。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写“双人剧”。好长一段时间，我乐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编剧”，只是笑。因为我的取材，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对白”，所谈的问题，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
我这些“剧本”真可怜，从没有发表过、出版过，当然也没有人演出过。最后，都进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书，渐渐有了朋友，学会了说上海话，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会一个人逛书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饭。也会抱着妹妹，去外白渡桥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们去外滩公园奔跑——以发泄我们在一间房间内无法发泄的体力。
但是，父母的脸色又不对了，上海市的气氛也不对了。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上海的商店中，发生了惊人的大抢购……这些事情，对幼年的我来说，是根本无法了解的。我唯一熟悉的，是那种紧张的气氛。我知道，战争又逼近了！
果然，战争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战争，这次是内战。对我而言，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难。父母脸上又失去了笑容，他们整天讨论着讨论着。最后，父亲决定，把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继续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学期教完。于是，我们离开了刚刚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
这是我们第二度回乡，第二次和祖父团聚。两次都在战争的阴影下，两次，湖南都只是我们的中途站，而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地方。
第二十九章再度回乡
在衡阳市，我们和祖父重聚了。四个孩子，一排跪下，给祖父磕头。小妹妹还小，不会磕头，母亲扶着她跪下，扶着她磕下头去。上次和祖父离别时，小妹尚未出世，现在，小妹已牙牙学语。祖父拉起了我们，一个个轮流看过去，最后，伸手抱起了小妹。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以前那颇为威严的眼光，现在充满了慈祥。他抱着小妹，看着我们，微笑着，哽咽地说了句：
“生当乱世，大家还能团聚，真好，真好！”
那时的祖父，一定没有想到，这次的团聚，只是再一次别离的序幕。
回到衡阳，母亲认为我们三个大孩子，刚刚开始的学校教育不能中断，于是，把我们送进衡阳市的刚直小学，去继续念书。至于她自己，她又接了一个中学的聘书，那中学离衡阳市很远，而我们全家，依然有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母亲毅然丢下我们三个大孩子，带着襁褓中的小妹，远离衡阳，去教书去了。
这是我童年中唯一一段时间，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母亲。不过，这年的我，已不再是第一次回乡的那个小女孩，我够大了。大得已经能照顾两个弟弟，在他们淘气时阻止他们，在他们伤心时安抚他们。但是，母亲当然不会让我们三人自己照顾自己，她把我们交付给我的表姐王代训和表哥王代杰。
代训表姐和代杰表哥，是我姑妈的儿女。这个姑妈，就是祖父元配夫人所生的女儿。代训表姐那时才新婚，表哥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们大家在衡阳市租了几间房间住，那房间在一个四合院里，记忆中，那栋四合院名叫“怡园”。
我的代训表姐，是个非常温柔、善良、诚恳而真挚的小妇人，她个子不高，说话声音轻柔，做事小心翼翼。那段时间，她受母亲重托，带我们三个孩子，真正做到了“长姐如母”，却也做得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小弟的淘气，已经出了名，麒麟脾气火暴，不是和同学打架，就是和邻居动手。只有我比较安静，但是也有我的麻烦，那时我已爱书成癖，一天到晚要买书，母亲留下的生活费实在不多，省吃俭用，勉强维持，哪里还有闲钱买书？我就会为了不能买书，整天眼泪汪汪的。
在怡园，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我们的“吃”。原来，母亲叮嘱表姐，无论怎么穷，必须想尽办法，给我们三个足够的营养。于是，表姐就去腌了一大坛的咸蛋。我们的早饭是咸蛋配稀饭，中午是咸蛋配干饭，晚饭是干饭配咸蛋。吃了好几个星期，小弟一端上饭碗就做各种鬼脸，麒麟直截了当大喊不吃咸蛋，我揉揉肚子声称不饿，就离开饭桌去看书。表姐一看不是办法，慌忙去帮我们烧了一锅红烧肉，用荸荠和肉一起炖。锅端上桌，我们三个欢声雷动，举起筷子，才发现锅中没有几块肉，全是荸荠。
生活就是这样“贫困”的。但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祖父过八十岁大寿，仍然过得轰动而热闹。
祖父那时在衡阳城内教书，为了过寿，提前就回了老家兰芝堂。我们三个和母亲，都赶回了兰芝堂。这一回到兰芝堂，我才知道祖父是多么“德高望重”。许许多多亲友，总有一百多人，都从湖南各地，赶到兰芝堂来为祖父祝寿。兰芝堂张灯结彩，鞭炮声不断地响。因为客人随时随刻会到，兰芝堂中摆起了流水席，虽然酒席不算丰盛，总是祖父的小辈们一番心意。兰芝堂前面有一汪鱼池，养了许多年的鱼，大家都舍不得吃。这时都捞起来以飨宾客。
除了流水席以外，兰芝堂也扎起了戏台子，请来戏班子演戏。乡下人没有什么娱乐，几十里路方圆中的邻居，都赶过来看戏。我杂在人群中，也看得不亦乐乎。当祖父和母亲都累极了，回新屋去睡觉时，我仍然不肯走，小弟和麒麟当然也不走，声称要看到戏散。戏散时已经深夜十二点，祖父的忠仆黄才余带着我们回新屋，他扛着小弟，牵着麒麟，手里提着盏风灯走田埂小路。我已多年没走过田埂小路，一跤就摔进了路边的水田里，弄了一身都是泥。回到新屋，母亲又着急又叹气，因为我只有身上这一百零一套衣服可穿，第二天还要帮祖父接待来宾呢！母亲连夜洗衣服，衣服不干。第二天我只有穿着弟弟的背带裤去给祖父的朋友磕头。
磕头。谈起磕头，祖父的旧规矩不变。见了长辈，我们这三个孩子照例要磕头。别人给祖父拜寿时我们也要磕头答礼，真是磕不完的头。在这个时候，我的表侄儿唐昭学出现了。唐昭学那时读高中，大约十七八岁，是个很憨厚很守规矩，据说，书也念得一级棒的青年。很不幸，他刚好比我们的辈分小了一辈，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了一截，却成为我和弟弟们胡闹的目标！见了长辈要磕头！小弟拉着祖父，跳着脚兴奋地嚷：
“唐昭学是不是要给我们磕头？快叫他给我们磕头！我们磕了好多头，才轮到一个来磕还给我们！”
唐昭学不肯磕头，也不肯叫我表姑，别别扭扭地鞠了个躬就逃走了。但是，祖父过完寿，我们回到衡阳继续念书，唐昭学每到假日都到怡园来，却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那一年，我过完了十岁生日，已经很懂事了。十岁以后，是我在衡阳停留的最后一年（事实上，也是我在大陆停留的最后一年），许多事在我记忆中都历历如绘，其中，包括唐昭学的笛子。
唐昭学有一支笛子，他随身带着，一有空闲，他就拿出笛子来吹。他吹得非常好。我从小对音乐、戏剧、文学、艺术都爱。这时，唯一接触到的音乐，就是唐昭学的笛子。我觉得他吹得真是美妙极了，就常常缠着他吹笛子，他也有求必应，一次一次地吹给我听。我得寸进尺，要求他把笛子送给我，他却坚持不肯。原来，这支笛子是他一个好朋友，亲手用竹子雕凿给他的。现在，这位好友已分别了，他为了纪念好友，更是一刻也离不开那支笛子。
有一段时间，唐昭学和他的笛子，陪我度过了许多孤寂的时光。父亲滞留上海，母亲远去教书，那年的我颇感孤独。幸好有表哥表姐和唐昭学。记忆里，我小时并不淘气，战乱和贫穷已经使我早熟。可是，不知怎的，有一天我居然和唐昭学吵起架来。因为他辈分比我低，我对他真是肆无忌惮，我猜想，吵架的理由一定是我在无理取闹，所以他对我不肯让步。吵着吵着，我一时火起，竟抓起他的笛子，用力往桌上敲去。他飞扑上去救笛子，笛子居然裂成了好几片。在那一刹那间，我呆住了，他也呆住了。
说真话，我绝没想到，笛子一敲就会裂。当笛子裂了，我吓得目瞪口呆，心里说不出有多后悔。唐昭学脸色发青，抓了破笛子对我又吼又叫。偏偏表姐袒护我，跑出来就对唐昭学大骂一顿：
“一支笛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大的男孩子，和小女孩吵架！你羞不羞？何况人家小凤凰，还是你的表姑呢！”
唐昭学一气之下，拿着破笛子，转身就冲出了房间。接下来好长的一段日子，他都不来理我。
当唐昭学终于又来找我讲话的时候，父亲已从上海匆匆赶回，母亲也从学校辞职回衡阳。衡阳城中，一片乱糟糟，刚直小学停课了，许多同学都回到乡下去了。父母和祖父，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讨论。这种气氛，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的，每当大人们脸色沉重地讨论，每当学校里学生纷纷离去，每当城市中的人们行色仓皇……就是离别的时候到了。
离别的时候确实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们再次离开祖父。四个孩子，和祖父一一拥别，祖父叮嘱又叮嘱：等时局安定了，早日归来呀！我们乘上火车，要到广州，再搭船去台湾。大家都认为，这次的离别，不会比上次久。祖父虽已八十，仍身强体健，团聚的日子，是指日可待的！谁知道，这一次别离，我们和祖父，竟成永诀！
祖父、表哥、表姐、唐昭学都到车站来送我们。表哥还上了车子，送了我们好多站。我倚着车窗，看着衡阳城迅速地消失，真想对唐昭学说一声对不起！真想抱紧祖父的脖子，亲一亲他白色的胡须，真想告诉表姐，我爱吃她的咸蛋……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用双手攀住车窗，眼睁睁地看着祖父、亲人和衡阳城，在我的视线中逐渐远去、远去、远去。
当时，我再也没料到，这次的别离会长达三十九年！直到一九八八年四月，我才有机会回到大陆，重新见到表哥、表姐和唐昭学！我这一句“对不起”，迟了整整三十九年，终于在武汉的长江大饭店内，对唐昭学说了。表姐的咸蛋！当我重睹表姐时，她已白发苍苍，握紧了我的手，她泪汪汪地说：
“大概是吃了我的咸蛋，才让你有个好头脑，能够写小说吧！”大概是吧！一九八八年，我紧拥着我的表姐。小凤凰都已老了，唐昭学两鬓已斑，表哥的儿子都已大学毕业了……而我那亲爱的祖父，早已去世，墓木已拱。
人生，是多么短促。世事，是多么难料呀！
第三十章初抵台湾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们一家六口，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来到台湾。（我们在广州，曾经滞留了两个月之久，因为我们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扒手，把我们的入台证和旅费全部扒走了。父亲在大街小巷中贴启事，呼吁那位“扒手贵人”把证件还给我们。后来，那位“贵人”真的看到了启事，把人台证寄还到旅社。同时，在台湾的王伯伯，又及时寄给父亲旅费，我们才终于成行。记忆中，我们的旅程，总是一波三折的。）
初抵台湾，所有的事物都很新奇。
父亲接受了师范大学的聘书，在中文系当副教授。师大分配给我们家一幢二十个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那时的台湾，才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不久，街上的建筑，都是日式的，住宅区的住宅，也完全是日式的。我们的住宅很小，但是小归小，却“五脏倶全”。前面有小小的前院，前院里有棵大榕树，矮矮的围墙下，盛开着杜鹃和美人蕉。进门处有“玄关”，要脱鞋才能走上榻榻米。我们有三间房间，前面是八个榻榻米的客厅，后面有六个榻榻米的卧房，旁边还有间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餐厅后面有小小的厨房，卧室后面有长廊，长廊尽处是厕所。然后，还有小小的后院，后院中高耸着两株椰子树。
我还记得，迁进这房子的第一天，母亲就非常兴奋。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自从嫁给父亲，一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时能住进一幢“独门独院”的房子，她就欣喜若狂了。她说：
“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家’！”
于是，母亲热心地擦榻榻米，擦地板，擦窗台，把整个房子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孩子们，第一次住日式房子，进门要脱鞋，真不习惯。学着穿木屐，摔得七荤八素。最高兴的还是地上铺的榻榻米，反正住在哪儿都要打地铺，这次来到台湾，打起地铺来最简单。这栋日式小屋，我们一住就住了十几年。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日式房子中结束。两个弟弟，精力充沛，常在房子里打架，日式房子是纸门，他们一推一摔，就把纸门摔得稀巴烂。于是，父亲买来壁纸，发动全家糊纸门。一年内，我们总要糊好多次纸门。
生活仍然是艰苦的，父亲的一份薪水，依然不够我们全家的生活。母亲每天在算账，想办法缩减开支。我们穿的衣服，缝缝补补，不知改过多少次，大人的改给孩子穿，姐姐的改给妹妹穿，哥哥的改给弟弟穿。母亲一直亲自做家务。家里买不起木炭，都烧煤球炉，那煤球和炉子一样大，中间有许多孔，一个接一个，终年不熄火。但是，煤球的气味非常难闻，我一直睡在那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里，夜夜嗔着那煤气，以至于直到现在，喉咙都不好。
我在小说《几度夕阳红》中，曾经形容过女主角李梦竹的生活，那就是我母亲的写照。我还引用过一首诗，那首诗也是我母亲写的：
刻苦持家岂惮劳？
夜深犹补仲由袍，
谁怜素手抽针冷，
绕砌虫吟秋月高！
由这首诗，就知道我们当年的生活了。
一九四九年秋季，我插班入眠台北师范附小六年级，继续我那断断续续的学业，麒麟念五年级，小弟念三年级。小妹还不到学龄，喜欢爬上矮围墙，再从围墙爬上大榕树，坐在大榕树上看风景。
每天早上，我依然带着两个弟弟去上学。台湾是亚热带，夏天真是热极了。同学们一下课，就涌进福利社买棒冰吃。我和弟弟们没有钱，无法买棒冰，看到别人吃棒冰，真是羡慕极了。学校规定穿制服，一星期有两次“洗制服日”，就可以穿便服。到了穿便服的日子，同学们个个穿得鲜艳明丽，只有我穿着一件由母亲旧旗袍改的裙子，不伦不类，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整整一学年，我只有这一件裙子，没穿过第二件。每星期最怕的事，就是“洗制服日”。
麒麟和小弟，都到了最顽皮的年龄。别的孩子有玩具，我们没有。初到台湾，我第一次看到树叶上爬着的蜗牛，觉得新奇极了。我大呼小叫地喊弟弟们来看，说：
“台湾的田螺真奇怪，会背着它的壳爬树叶！”
弟弟们没有玩具，觉得蜗牛也很好玩。就把树叶上的蜗牛一个个摘下来，揣了一口袋，两个人比“蜗牛”，看谁找到的比较大。他们还试着要蜗牛“斗牛”，可惜蜗牛不是蟋蟀，一点斗性都没有。弟弟们弄了满口袋的蜗牛，玩得不亦乐乎。那天晚上，母亲照例巡视他们有没有盖好棉被，却发现他们全身爬满了蜗牛。母亲吓得大叫一声，差点没有当场晕倒。从此之后，勒令不许玩蜗牛。但是，不玩蜗牛玩什么呢？他们依然玩蜗牛。
那年我发现了电影。在植物园，每星期六晚上，放一场露天电影，票价非常便宜，只要一块钱。但是，我连一块钱都没有！我每天帮母亲洗碗，要求给我一点零用钱，母亲有时会给我一角钱。积蓄了好久，才积到一块钱。没有余钱搭汽车，我徒步走到植物园，要走整整一小时。看完电影，再走一小时回家。有一次，电影看到一半，下起大雨来。露天电影是禁不起下雨的，立即停演。我淋着雨奔回家，路又黑，雨又大，中途摔了一大跤，膝盖都摔出血来。到家后，我浑身湿透，像人鱼一样滴着水，脚跛着，路都走不稳。母亲见了，大惊失色，慌忙帮我换衣疗伤，一面就下令，以后不许去植物园看电影。不看电影怎么行呢？那是我仅有的娱乐呀！
童年，就是这样苦涩的。
第二年夏天，我十二岁，从北师附小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一女中。
走进中学，童年就悄然而去。细细想来，童年的天真活泼不多，挨过的风霜雨露却不少；幸福的感觉不多，离别的经验却不少；欢乐的事情不多，痛苦的滋味却不少；安定的日子不多，流浪的岁月却不少。
就这样，我走过战乱，走过烽火，走过苦难，走过童年。
至于童年以后，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章了。
第一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