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首诬蔑当今太后,比拟武则天。
这些罪名根本不值一驳,大宋什么时候连笑也不行了?旧党就是以这样可笑的罪名将蔡确贬谪至死,一提起这事,朝堂上新党的怒火被彻底的引爆了!纷纷站出来要求严惩原凶,讨伐声如雷震耳!
中书舍人林希更是直接用上了“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乃以君父之仇,无复子之义”的语句,直指高滔滔为‘老奸擅国’,措词之悍烈,语言之锋利,无以复加!
而旧党则是默默无语,无人敢出声辩驳一句,大家都清楚,当初贬谪蔡确,实际原因无非是蔡确乃新党领袖,这些‘反诗’不过是随意找来的一个借口,当初高滔滔在,不论用什么借口都无所谓,达到目的就行;但现在,这些可笑的借口却成了旧党致命伤,等于是在说:我就是要贬死你!没理由我随意找个借口也要贬死你!
很好,现在新党回来了!
新党是不是也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把旧党贬死呢?你做初一,难不成别人就不能做十五?
在这件事上,旧党无可辩驳,而赵煦却犹豫了!
章惇等人已经把剑锋指到了高滔滔的咽喉上!凭心而论,这九年的遭遇,加上父亲一生的心血尽废,他也恨高滔滔,但无论如何,高滔滔毕竟是他祖母,百姓之家还讲究个家丑不外扬呢,何况皇家脸面岂能不顾?
有关蔡确贬谪到死事件,由于赵煦没有点头,在朝会在没有得到通过。
散朝后,杨逸例行到宝文阁给赵煦诊治,等他把完脉,赵煦突然问道:“关于蔡确之事,杨卿有何看法?”
杨逸不动神色地答道:“陛下,臣不敢说,正所谓祸从口出,蔡相公前车殷鉴不远。”
“你!咳咳……你也怪朕没有给蔡确翻案是吗?”
“臣不敢!”
“你有什么不敢的?还没有入仕,你就敢把朱光庭驳晕,你不敢?说吧,朕恕你无罪就是!”
杨逸想了想说道:“陛下,前唐出了一个魏征,被史书大书特书,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因为前唐缺少象魏征这样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使得魏征的光芒显得尤为耀眼;而我大宋,从太祖开国时就定下不以言语及罪之策,因此大臣们大多敢于直言己见,论君得失;
仁宗皇帝甚至一面抹着大臣喷到脸上的口水,一面接受大臣们正确的意见,勿以为这是仁宗皇帝怯懦,更不要以为仁宗皇帝不知以此治大臣之罪,大臣也无话可说;
事实上,这恰恰彰显了仁宗皇帝无比宽仁大气,虚怀若谷之风,正是因为皇家有了这种不以言语及罪的大气,连下层读书人也得以保留自己独特的人格,敢于提出各种不同的学术言论,使我大宋在学术等方面,成就远远超越前唐,呈百花齐放之势。
也正因此如此,臣当初以一介书生,才敢于驳斥朱光庭的荒谬言论。陛下,蔡相公之事,是典型的‘文.字.狱’,违背了太祖不以言语及罪的国策,若不予以翻案,今后此道必将大兴,导致的后果将会是朝野整体失声,人人自危,担心祸从口出。
而我大宋整体的气节、人格会沉沦,由大气变成保守,由激越变成猥琐,人人只知道唯唯喏喏、对内对外都是奴颜婢膝,陛下,若是您希望您的大宋是这样的大宋,蔡相公之事,陛下不予理会也行。”
听完杨逸的话,赵煦又沉默了,心里做着艰难的决择。
另一方面,由于蔡确之事没能在朝会上通过,以章惇为首的革新派立即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因为谁都明白,不管你有多大的才华与抱负,若是得不到君主的鼎力支持,和绝对的信任,你要想有一翻作为无异于白日做梦。
但赵煦是因他高滔滔而犹豫,在这天大的危机面前,新党能怎么办?你能直接跑去跟赵煦说:陛下,你祖母十恶不赦,你应该毫不犹豫的和我们一起把她打翻在地,再踩上几脚!
按理说没人敢这么干,但事实证明,强悍的新党牛人辈出!
还真就有人敢这么干了,右正言张商英散朝便将章惇、李清臣等革新派骨干全叫上,直奔宝文阁而来。
因为杨逸的话,赵煦还在作最后的思想斗争,这时张商英等人杀进了宝文阁,只是躬身一揖,张商英就凛然说道:“愿陛下勿忘元祐时、章相勿忘杭州时、安焘勿忘许昌时、清臣、曾布勿忘河阳时。”
立于一旁的杨逸也不禁怔了怔,张商英这话确实够强悍,换种说法就是,陛下,你忘了元祐期间你祖母是怎么对你吗?你做了八年的牵线木偶、你闻了那些元祐大臣八年的屁股,您都忘了吗?咱们可不能好的伤疤忘了疼啊!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话,这是一个超级大炸弹,瞬间就把宝文阁给引爆了!
听杨逸的话,本来就开始动摇的赵煦再没有丝毫犹豫,西北四城的责任追究还要走“司法程序”,而蔡确一案,却以一种强悍的方式立即加以落实;
由中书舍人林希执笔草诏,吕大防、刘挚、苏辙、王岩叟等等,只要当初参与了车盖亭一案大臣,一个不落,不管是已经外放或还在朝中,一律贬谪!绝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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