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不管后世如何评论他,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直到死,他还在坚持施行新政,赵佶登基,崇宁元年(1102)到崇宁五年,蔡京为相推行新政,把大宋搞得风生水起,《重刊兴化府志》称这段时期‘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可惜崇宁五年‘彗出西方,其长竟天’,踌躇满志的蔡京被一颗突如其来彗星打败了!
即便这个组合强悍如斯,杨逸势出官绅一体纳粮的议案仍让这些人凝重无比,真施行下去,这不是在和几个旧党在扳手腕,这是在和全天下的士绅作对。宝文阁了,每天都在论证着这条关乎大宋命运的政策的可行性,有没有什么改良措施。
苏颂持保留意见,他认为法是好法,但施行的可能性不大,杨逸则很少说话,他已经画出了一个框架,官绅一体纳粮对朝廷的好处也不用赘述,能不能施行?怎么施行?就看在坐的这些人能否下定决心了。
就在讨论进行到关键时刻,赵煦突然诏范纯仁入京,宝文阁里,突然多了一位旧党大臣,让人感觉非常突兀,听完议案后,范纯仁怔住了,目光落在杨逸身上沉默了许久才说道:“陛下,太祖有言,与士大夫共天下,此政有违祖制,必将引来天下士绅极力反对,陛下若执意施行,很可以引发种种变乱,望陛下三思!”
范纯仁起身叩首,他并没立即高声驳斥,而是言词恳切的规劝,赵煦沉声问道:“范卿认为,对朝廷而言,对天下百姓而言,此法可是好法?”
范纯仁答道:“陛下,若不能施行,法便谈不上好坏!”
“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卿,朕在想,若是你父亲范文正公在世,以他那种天下楷模的胸襟,会不会反对这条有利于朝廷,有利于百姓的法令。”
赵煦提起范仲淹,言词中并多有盛赞,这些话就象一颗巨石投入范纯仁的心湖,使他不禁含泪跪倒,哽咽难语!
范仲淹的一生,品格高尚,忧国忧民,而且一直在尝试着革新弊政,可以说他内心也是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人,而范纯仁现在不论政策的好坏,却以祖制不可违应对,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违背了他那位品格高尚的父亲了。
“朕知道,你们会说朕是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是与普通百姓共天下,然而现在土地正在不断地向士大夫手里集中,大量普通百姓流离失所,朝廷税赋枯竭难以为继却是不争之事实;
若是他们对我大宋还有点忠义之心,就应该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卿的先父是个品格高尚的人,是我大宋第一个尝试革除弊政的人,他并没有墨守陈规,卿难道忘了自己父亲所做的一切了吗?
诚如卿所言,这条法令一出,必将引来士绅们的极力反对,但为了大宋,为了天下百姓,虽千万人,吾往矣!卿呢?”
不得不说,赵煦游说范纯仁的策略非常高明,杨逸看到,已六十多岁的范纯仁此刻泪流不止,一下接着一下的叩首,再也说不出一句反对的话。
赵煦一锤定音,剩下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施行的问题了,杨逸做了甩手掌柜,章惇可不行,他是所有政策的总执行人,各方面必须考虑全面,按照杨逸的策略,是将役和赋统一,归于田亩。
章惇与户部尚书蔡京勾通之后,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陛下,如今国库用度紧张,臣建议暂时保留差役法,如此一来,把役钱的征收面摊开一点,也可以减轻一些阻力。”
当初王安石施行的差役法,不但有利于民生发展,而且朝廷还从中赚到不少银子,差役法的役钱是按人头收取,实际上在雇用役夫担任劳役时用不了这么多钱,盈余的部分有时达到两三百万贯,比青苗钱赚得还多;
一但将役钱也统一到税赋中去,计亩征收,那些无地的百姓就再不用承担任何赋役,役钱的征收面也就小了很多,章惇提出保留独立的差役法,就是舍不得这些钱,被高滔滔折腾了九年,大宋穷啊!
杨逸想了想,也觉得有必要保留,给百姓好处有时也不能一次给完了,他们本来期望的只是一瓢水,你一次给他一面湖,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期望值,但人心不足蛇吞象,等他们不满足于一面湖时,你就得给他们一片海,直到最后你给不起;这些话说来很难听,但这种现象却确实存在。于是,杨逸第一个站出来附和了章惇。
绍圣元年七月,赵煦再次颁旨,复差役法,行绍圣新税法。
绍圣新税法一出,天下振动,有人喜欢有人忧,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支持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反对的是那些品官士绅,各种声浪一波波回响着;
新税法计亩征收,不管你是品官士绅之家,还是普通老百姓,有地就征税,无地可免,税率比原来的两税制略高,但这是把原来大部分杂税统一进来后的结果,细算起来,百姓每年要纳的税钱反而比原来少了三成,依旧分夏秋两季征收。
同时颁下来的还有一道旨意:迁范纯仁为河南知府,苏轼为湖州知州。
两人升迁的差遣虽然只是知府和知州,但在旧党被一一贬谪的大潮下,此二人能逆潮回流,从流放犯成为一地主官,这同样非常引人注目,朝野纷纷猜测,这是不是新党释放出来的一个和解信号,这倒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把反对新政的声音分化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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