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对契丹军政的这翻长篇大论,确实让范纯仁异常震惊。
大宋君臣对辽国其实非常缺乏了解,无论是军政民生,都局限在迷迷糊糊的认知之中,对漠北各个部族的叛乱,更是闻所未闻。
辽国这次为何轻易向大宋低头?范仁纯心中的这个疑惑终于解开了。
但对杨逸最后的论断,他依旧有些不以为然,即便辽国真的亡国了,但何至于大宋也会跟着遭殃?
杨逸也知道,想通过这样一翻话,就说服范纯仁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没多费口舌,范纯仁消化完有关辽国的消息后,反而语重心长地说道:“任之啊!我大宋确实有许多弊政需要解决,但治大国如烹小鲜,急于求成往往反会坏事,如同久病之人,忽然施以猛病只会便得病情加剧;
老夫以为,现在对外应以和为贵,内政更应徐徐图之,任之的西北蚕食之策,内政的新税法,都不免操之过急啊!
你可知道,现在因丈量土地,各地士绅怨声载道,各级官员离心离德,流血冲突不断!一但被心怀不轨之人加以利用,我大宋恐怕也将内乱丛生,烽烟遍地啊!”
杨逸既然把这次会面看作新旧两党沟通的开始,于是耐心地说道:“范相公,对辽国,咱们目前确实应以和为贵,但对西夏则不然,西夏纯粹是一个无赖国家,你对它妥协,它就会更加嚣张,不断进犯;
元祐九年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西夏的无赖本性,因此,对西夏绝对不能采取绥靖政策,必须打,打到他疲弱不堪为止,最好是能灭其国,否则我大宋就别想安宁。
至于内政方面,‘治大国如烹小鲜,应徐徐图之’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然则晚辈认为,用在革新上,却有些不妥,纵观千年历史,要想中兴图强,用徐徐图之的办法从未有哪朝成功过;
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不是顶着强大的压力,一举力推,持之以恒方能成功,若是一遇到阻力,便想以折中之法应付,所谓的徐徐图之,不过是等着慢慢消亡而已!”
就杨逸所知,除了他提到的这两个变法之外,更典型的还有后世的清雍正施行的官绅一体纳粮,这些成功的变革,哪一次不是论定之后,强力推行才能达到目的,在反对势力极其强大的情形下,徐徐图之只会等着被对方扼杀;
重症不能下猛药,这个道理用在革新上,未必正确。
听了杨逸的话,范纯仁抚须深思了一下,才接着说道:“然我大宋当前首要之务,还是应以肃清吏治,消除党争为主,吏治不清,再好的法令也难以施行,任之所提出的新税法,不但使得举国动荡,且于吏治及方面并无补益,老夫担心强硬施行下去,此法终会走样;
任之复又提出以增加职田安抚官员,我大宋官员薪俸本就不低,各种冗费繁多,全国官员何止千万,一下子增加这么多职田,此举虽然无须直接自国库开支,却是将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因此,老夫认为同样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