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朗声答道：“陛下与绍圣皇后不必过于焦虑，我大宋虽然可能面临两面开战的危局，但辽国漠北的部族叛乱愈演愈烈，辽国势必难以全力攻打我朝，这次辽军攻打三关的兵力不足十万，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朝在河北同样驻守了不下十万大军，同时还有数十万保甲壮丁，只要派遣善战之将统辖抗敌，辽军这点兵力，纵使侥幸攻破三关，势必也难以深入。
倒是西夏，极有可能趁此机会，起举国之兵入寇西北，以报两年来连连挫败之仇。臣以为，我大宋目前在河北应尽量采取守势，再想方设法缓和与辽国的关系。
而西北，只要夏军敢来，就坚决反击，把他打疼打怕，一但少了西夏掺和，辽国在内部叛乱未平的情况下，也只有退兵一途。
总之，无论处境如何困难，我朝绝不能妥协，妥协换来的只是苟且偷安，只会让辽夏得寸进尺；只有以刀枪，以鲜血趟出来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
杨逸铿锵之声才落，章惇立即凛然说道：“不错，我朝西北兵力不弱于西夏，夏军敢来，击之！”
目前掌握政局的还是新党，而新党这时不能服软，否则政策前后就表现得不连贯，只能打！打了再说！
大的战略方针很快确定下来，各项具体应对措施也飞快地落实下去，礼部侍郎杨畏继续负责与辽使和谈，在岁币方面可作适当让步，尽量争取辽国罢兵。
同时以马步军都指挥使潘锐为河北路招讨使，以刘瑗为监军，飞赴三关统辖抗辽事宜。
河东路、西北各路全面备战，章惇坐镇东京，山陵使由尚书右丞蔡卞暂代，一切等这场空前的危机过去再说。
一如杨逸所料，第二天，河东路传来四万辽军入寇雁门关的急报。
第四天，西北传来三十万夏军分别集结银州、天都山，即将入寇的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