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要实行财政预算,就必须先成立一个审计部门,负责审计各部院提交上来的财政预算申请;蔡京希望将这个审计部门置于户部之下,由户部根据岁入审核各部门的预算,这遭到了其他五部尚书的强烈反对,一但这个审计部门置于户部之下,户部就能凌驾于其他五部之上,绝对不行!
此事争了半天,最后多方妥协之后,在尚书省下另设一司,是为审计司,专门负责审核各部门的财政预算。
从明年起,大宋将全面施行财政预算制度,全年财政预算将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种预算是由下而上,具体点说比如工部,首先由工部下属的各个部门主官根据本部门的人员编制、工程计划,按实际需要,将来年的支出预算统一交到工部尚书手上,由工部尚书审定之后,提交尚书省审计司;审计司根据你的工程计划,详细核算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资金,得出评估后将预算申请与评估报告一同交给政事堂;由政事堂和皇帝一起,根据审计司评估报告、以及户部提交的岁入总额、和来年的经济预测,进行全局把关,最终决定这项工程是否施行,哪项支出应该优先照顾。
户部再按政事堂的决定予以拨款。
第二种预算是由上而下,就是政事堂根据国家的需要,制定出各种长远的战略目标,比如治河工程,或者对外开战、对民生的投入等等,目标制定好后,将具体工作分派给相关部门;各部门核算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多少资金,将预算提交审计司审核,经政事堂确认,户部拨款。
以前朝廷的财政支出,都是被动的,包括政事堂的宰相心里也没个底,哪里需要钱了,就往哪里砸,结果砸来砸去,到最后发现钱不够用了;有些事情本来可以拖一拖,由于当时感觉国库还有些钱,便都砸进去了,到后来有了更急迫的事情需要用钱,却拿不出钱来,事情耽误了,财政也透支了。
有了这项财政预算制度,基本就能化被动为主动,政事堂的宰相在年初就能作一个宏观把控,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政赤字,把有数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让大宋的财政支出从无序变成有序。
政事堂决定之后,再将这项政策拿到朝会上去讨论,这种讨论已经不是施不施行的问题,而是让各级官员拾遗补漏,使政策更加完善,更符合大宋的实际情况。
甚至将这项政策通报全国,让各地官员以及读书人加以讨论,但凡有意见的,都可以上书朝廷,这是杨逸自己提议的,财政预算是他从后世带来的一种政策,用到大宋这种君主制社会上,到底会出现什么不良反应,他心里同样没底。
一人计短,两人计长。
财政预算将关系到大宋今后的国策制定,以及各部门的运作方式,官员的绩效评估,甚至有可能在大宋引发方方面面的变革。
如此重大的一项政策,杨逸觉得有必要交给全大宋的有识之士加以讨论完善,这可不是他学画画,来不得闭门造车。
这项政策一经公布出去,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是地方官吏,名士大儒,州中学子,甚至青楼中那些才华横溢的姑娘,都开始热烈讨论这项政策。
很快,苏东坡和范纯仁分别上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数千言,从方方面面剖析了这项财政预算政策;范纯仁提出,财政预算制度的完善,还需要一个绩效审核部门的协同,某一笔钱拨给某个部门后,最后绩效如何就需要这个部门进行核实,不能光看这个部门的年底工作报告,否则绩效预算就是一纸空谈,反而给了各部门官员更多以权谋私的机会。
苏东坡提出,财政预算能否起作用,关键看审计司的职责履行得怎么样。审计司掌握着各门部的预算审核权,权力过大,必须另加以制约;否则若是审计司官员贪赃枉法,接受某些官员的贿赂后,在审计预算时予以偏袒,则财政预算制度反而会害国害民,国库的钱都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或者说本不该花这么多钱,结果却多支出了好几倍。
可以说苏范俩人都看到了问题的核心,指出了财政预算这项制度的脆弱性,以及应该完善的地方。
政事堂根据他们这些意见修改政策的同时,还给予钱帛嘉奖。
各地的官员、士子,就此项政策也提出了许多改良意见,但凡有见地的,朝廷都给接纳,并予以嘉奖。
真算来,这也是朝廷发现人才的一个机会,而那些读书人为能参与到国家大政中来,也倍感兴奋,对朝廷也更加拥护。
总体而言,财政预算这项政策的推出,支持的声音占八成以上,杨逸一下子又成为大宋的风云人物。
但他还没停歇,财政预算确定下来后,杨逸再接再厉,立即抛出的奢侈品消费税的提案。
如果说之前的财政预算是节流,那么这项奢侈品消费税就是开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