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立即答道:“李相公,当初统一税赋,计亩征收,官绅一体纳粮,遭到的抵制岂不更大?现在如何?只要朝廷有决心施行下去,他们还敢因此造反不成?最多他们选择不买而已;自古以来,每一项政策由上而下推行下去,都不可能保征完全不走样,总有些地方、有些官员会钻政策的空子,加以反对,或者从中谋利、破坏,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这项政策总体上利大于弊,那就不失为好政策;比如朝廷赈灾,款拨下去了,总会有些官员想从中渔利,为此甚至迫害百姓,挑拨动乱以掩盖他们的罪行,难道朝廷因此便不赈灾了吗?
既然是好政策,咱们要考虑的就不是施不施行,而是如何施行,如何打击那些恶意抵制破坏的官员,以保证政策最大限度利国利民;另外,本官认为,能列入奢侈品的商品毕竟是少数,将何种商品列入奢侈品加以征税,必须每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才行;打个比方,你将日本的屏风列入奢侈品征税后,屏风价格上涨,富户很可能就会选择描金折扇等等。若不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这项税种也就起不到实际效果。”
工部尚张朝宗也接口道:“有些商品在哪个环节征税,这也必须详细考虑才行,比如玉石,输入的玉石大多是原石,原石的价格相对便宜,但经过巧匠的雕刻后,价值有可能增加十倍,甚至上百倍,若是只在输入原石的环节加以征税,那么同样起不到多大作用。”
政事堂里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杨逸却笑了,听了这些讨论,很显然,他罗列出来的、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的好处把这些高官打动了。
这不奇怪,这项税种确实对国家对百姓都非常有利,后世各国都出台奢侈品消费税,足以说明这个税种是正面的,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大宋的富户生活过于奢侈,而奢侈消费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应该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
对个人而言,过度奢侈会引起贫困、破产,使其家庭成员,尤其是小孩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陷入绝境,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从社会总体看,过度奢侈就是过分浪费,会造成资源的普遍和迅速枯竭;更重要的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异,使得奢侈消费成为带有歧视性的消费行为。
富人用这种炫耀性的消费来显示自己高贵地位、和特殊身份,会使贫困者在心理上感受到巨大的失败压力;象杜甫那样感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还是好的,更多的人会因此产生自卑、消沉、嫉妒、仇视、愤恨等情绪;于是,造成穷困者不仅在物质上是贫乏的,在精神上也是痛苦的。
这种反差一但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偷盗、抢劫、谋杀、甚至大规模的动乱,使社会处于不安定的姿态之中。
出了政事堂,杨逸不禁抬头看了看天,天真的很蓝,湛蓝湛蓝的,飘过的云彩是那样的轻,轻得象他此刻的心情。
自从回京后,在这将近一个月时间里,他每天与朝臣们唇枪舌剑,一样一样的争论、说服、解答疑问;每天奔走于各个部门,晚上熬到三更,你看他在政事堂是轻易便能说服那些执宰,那是因为他处处以实际数据说话;那些数据说出来很简单,但要从各个部门堆积如山的文牍中找出来,加以梳理整合,绝对不是件简单的事,家里不光杨逸在熬夜,幕僚萧忆,加上清娘、琴操她们都要一起帮忙,才把这些数据整理出来。
现在财政预算制度通过了,这将使得大宋的财政支出更理性,从无序变成有序,使得国库的钱能最大限度的投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而奢侈品消费税的通过,对缩小大宋的贫富差距,减轻贫困百姓负担,促进社会稳定,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或许,大宋今后可以少些家庭被迫卖儿卖女,少些人饿死,少些强盗、少些罪犯、少些动乱吧。
至于钱荒问题,就目前来说,倒不需要他过多操心,最应该操心的是蔡京,实际上户部从上个月,就开始向民间回收以前滥发的交子了。
市面上日前一贯铜钱可兑换五贯交子,而户部宁愿吃些亏,以一贯铜钱兑四贯交子。
这是在为以前朝廷的失策擦屁股,这么做一是可以迅速收回这些还在市面上流通的交子,二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百姓暗示,朝廷有钱了,而且会下最大的决心稳定交子信誉。
以前的交子有流通期限,过期作废,因此可以根据以前的发行量轻易计算出,目前市面还在流通的交子大概在一千五百万贯左右,朝廷全部收回这些交子,实际也只花费三四百万两白银。
这只是杨逸从日本弄回来的零头。蔡京把这笔钱砸下去,可以眼都不眨一下。
剩余的五千万两,将全部作为准备金,用于保证新交子不贬值。
大宋发行交子已经有七八十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各种相关法规都很完善。
可以说只要不再滥发,杨逸基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他长长地吁了口气,向延春阁走去,他身上有个帝师的职衔,现在大儿子赵捷也快三岁了,是该加强教育的时候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