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情对吗？肯定不对。李慢侯就不会这么做，甚至还跟晏湲谈过这么做的坏处。权贵不交税，不管用什么方式，最终都会有人利用这种漏洞，将自己的产业纳在权贵名下。
但晏湲还是要做，一方面官员免税的领域广泛，征税越复杂，他们的优势越大。比如贩卖私茶的，多是管茶政的官员，贩私盐的多是管盐政的官员，还有数量庞大的官员，利用朝廷给予他们盖房材料免税的权力，大量跑到川陕山中采购竹木，贩运到临安来卖。将税制统一到简单易行的不动产领域中，反而大大弥补了普通商人跟官员的竞争劣势。
另一方面，晏湲只管征税，征收上来的税该怎么用他不管，就让赵构去赏赐权贵，赵构舍得，那是他拉拢权贵，赵构不舍得，跟晏湲没有关系。用这种办法，让皇帝看到，也让皇帝成为跟官员直接正利的对象，将自己从中摘出来，至少不是顶在得罪权贵的第一线，对于他这种变法者来说是明哲保身的做法。
一下子将许多杂税裁掉，肯定会出问题，将税额都加在土地持有者身上，短时间内，他们肯定怨声载道，而这些人大多非富即贵，能在寸土寸金的杭州城里拥有产业，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这些人影响力巨大，发出的声音也很大。这一点，晏湲是跟赵构谈过的，赵构支持他。因为晏湲的道理很明显，通过征税，让最值钱的土地发挥最有价值的作用，而不是被权贵用来闲置。一旦改税，临安的商业格局会发生改变，最好的地段会慢慢变成经营古玩珍宝的街区。最四通八达的地方，会变成粮仓、盐场用地。最热闹的地方，会有酒楼茶肆。而读书的地方，会搬到偏僻安静的场所。
但晏湲的手段还不够硬，因为他虽然向张郡王家的酒楼征税，但他不敢向张郡王府征税，他向公主门下的牙人征税，却不敢向公主府的地产征税。更不用说道观、寺庙和学校这种机构了。
而李慢侯在扬州的时候，可是管大明寺、铁佛寺的和尚们征税的。为此不惜威胁灭佛，那前朝后周的柴荣灭佛吓唬他们，告诉他们，他们的产业太广，又不征税。现在没有军费，要么交税，要么让他灭佛法僧三宝，给他们一场法难。
至今扬州的宗教地产都在交税，李慢侯虽然兴学，可各级学校也在交税，不同的是，这些学校又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返利。钱可以给，但权不能放。否则就该有人托庇在学堂下，将自家的田产变成学田，分给学堂部分租税，逃避税收。
晏湲改制后，赵构每月都能收到一笔钱了，因为商税是按月收的。赵构突然发现，他每月要将将近一半的钱反赐给各级权贵，不由肉疼。原来权贵们偷逃了这么多的利税，难怪国家穷呢。
但他没办法，宋代商业发达的源头，就是宋太祖、宋太祖就保护商业。官员经商风气浓厚，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许多书生读书，有了功名，做官之前，都是先置产业，用产业供读书。
从一份份赏赐名单中，赵构看到了一个他都不想惹的群体。
缴纳地税最高的，是几家酒肆，可不是开小酒馆的，而是批销酒品的大酒坊。其中最大的就是晏孝广家、叶梦得家和张俊家。张俊开酒楼，也做酒生意。他们生意规模大，付得起昂贵的地税，占着城里交通最便利的几家桥市下店面。
反倒是两个公主家的产业，没有赵构想象中那么大，就只做牙行放贷的生意。其他产业大多都不在临安，临安的产业早就被置换到了江北。
酒铺之下，就是盐商了，盐业批发的地方，也是税金比较高的地方。大多在城外靠近码头的仓储区，城里小盐铺的税金反而不高，都夹杂在偏僻巷子里的居民区。临安城里的人口密度极大，许多老百姓挤在城墙下不见阳光的院子里，远离大街，一个小院子往往挤着好几家人，而这些人家在扬州是要交楼店税的，赵构没打算收他们的钱。可实际上他们依然是要交税的，因为从其他产业中收的钱，最终是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的，经济是一个链条。
赵构觉得他比李慢侯仁慈多了。但李慢侯这么做是有目的的，一方面是城里地税统一，人人都要交税，连他的王府都要征税，交不起税怎么办？那就搬走了，最好的土地，只给最有能力让土地发挥价值的人使用，这是经济原则。扬州就是靠着这种方式，才将人口限制在一百万出头，否则这几年不知道会涌进多少人。
晏湲改税制也得罪了很多人，比如大量税吏群体，许多都是跟权贵有关系的。晏湲将大半税吏裁撤，自然就有人弹劾他。但这他兜得住，他爹可是户部尚书，皇帝是他后台。
除此之外，没有激起民办，已经让皇帝满意了。多少了好几倍的税，动静这么小。本就不容易，如果天下州郡都按照这种办法征税，税收能高好几倍，朝廷还担心财政不足吗？
他用晏湲在临安改税，当然不是将晏湲贬官，而是在试用，看看晏湲是不是真有本事。临安毕竟是天子脚下，一举一动他都能看着，闹不出大乱子来。临安做出成绩了，才好向其他地方推广。
于是在临安试了两个月后，皇帝再次召见晏湲入对。问他其他地方的想法。
晏湲也知道皇帝把他调到临安，不仅仅只是让他当税官，肯定是要重用他的。在扬州和江北的历练，早就让他成长起来，拥有了一套他自己的执政理念。
晏湲表示，两浙、两江、两广、荆湖都可以改，都大有可为。他举了大量例子，不但有李慢侯摸索出来的经验，还有江北藩镇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
告诉皇帝，整个江南，运河过税都可以裁撤。朝廷为了征税，大修运河，沿河收税，其实大大限制了商业。以前食米不征税，从杭州运一石大米到开封，价格只涨一倍。可酒米征税，运一石酒过去，就翻了几十倍不止，所以没人从杭州运酒到开封。沿河收税效率低下，蕲春藩林永从通州往蕲州运盐，运费不到两成，从蕲州往通州运米，运费只占一成。拉纤的河运，比使帆的江运，运费贵了数倍。
税自然是要征的，可是沿运河征过税，大大压低了贸易，最终得不偿失。朝廷应该鼓励开江、开海，沿港征坐税，而不是沿途征过税，到地征税，坐地征税，成本低了数倍，这些降低的成本，就能为朝廷所用，提高几倍的税金，若有富余，还可以减税。
赵构的胆魄还是不足，不敢彻底放开，让晏湲做了两浙转运使，负责两浙的征税。不敢彻底铺开到全国各地，担心引起意想不到的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