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研究了一种现象，他发现英国人制作一根针，需要十几道工序，从挖矿、冶铁，到打磨、钻孔、抛光，一个工匠根本做不出来，为了做出一根能用的针来，无数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以自由市场为纽带互相串联了起来。每一个人都不认识对方，却为对方努力提供自己的劳动和服务，人人为自己，结果最后人人都为大家。
最后亚当斯密提出，基于自由市场的商业，就是一种最大的慈善。
从此商人站在了文化的道德制高点上，可以正大光明的声称他们从事的行业，是人间最大的慈善，不但有理有据，而且有实证，是一套逻辑上完全自洽的思想。这时候商人们再也不需要为自己的事业寻找其他的争议依据，不需要往仁义上面生搬硬靠，可以毫不感到羞耻的声称他们就是为了私利，可这同时也是最大的慈善。
商人拥有自己的哲学，这才是商人时代，商业社会形成的基石。
李慢侯无法将《国富论》默写下来，但其中的自由经济哲学道理他能讲出来，所以他对民业科的学生和先生提出了几个核心问题，作为他们从一入学到毕业都需要经常思考的哲学问题。
比如，人在金钱的驱使下，为别人提供劳动，农民为地主耕田，工人为东家打工，商人为主顾贩货，他们对国家有没有贡献，他们的作为是善还是恶，如果天下人都为金钱奔走，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些哲学命题，需要这些学生和老实思考，如果他们中有人某天悟到了经济学的逻辑，从而写出一本《国富论》那样的著作，将会大大推动社会前进。
李慢侯也不强求，以目前的商业氛围和发展程度，还达不到诞生商业哲学的程度。也许下一代会成熟，也许得好几代人才能成熟，而他很可能看不到那一天。
这个赵家的子弟叫做赵明信，他对李慢侯那些问题的回答，很特别。他说人人都为钱奔走，天下既不会变好也不会变化，因为天下人从来都是为名利而奔走，天下也没有好过，也没有坏过，钱不是名利，但能买来名利！
他说什么都不会变，听着很消极，却已经相对乐观。因为这一科大多数学生和先生，往往都很悲观，认为人人为金钱奔走，则仁义不存，率兽食人。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亲眼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女真人为金银而来，大宋生灵涂炭，这是血淋淋的现实，似乎已经证明，不需要思辨了。
“明信你觉得呢？”
李慢侯表达完自己的意见，还询问幕僚。
赵明信年级不大，只有十八岁，却已经做了五年幕僚。宋代的教育体系，还很简陋，乡学、县学、府学体系，用不了几年就能读完，一些智力出众的才子，十三四岁读通所有的课程，并通过考试是很常见的现象。其中最优秀的，都会被直接诏入东藩幕府，从书吏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