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在枢密使李承乾送上奏疏之后，立即碰的火花四射，甚至一下便压倒了殿前司禁军整编诸事的议论，成为朝廷上下瞩目的焦点。
这一次，文武大臣们再不没有什么退让的举动了，奏折雪花般送入宫中，来到皇帝陛下的案头，言辞也越来越是激烈。
枢密院，中书，六部，都是议论纷纷，激烈的争辩，整日里都可以随处听闻。
有些滑稽的是，向来暴躁直接的武臣们很沉得住气，按部就班的一边讨论着建军事宜，为枢密使大人查缺补漏，并积极推动事情的进展，一边还在商讨殿前司禁军的整编事宜，在为将要到来的大规模军队整编做着准备。
而以城府深沉著称，也更注重政治手腕的文臣们，却是红了眼，开始在朝堂之上大肆抨击枢密院和兵部官吏，甚至有的人已经直接将居心叵测这样的字眼挂在了嘴边，矛头直指几位枢密重臣。
无论是中书，还是吏部，户部，开始渐渐有了限制军权的呼声。
这无疑是失控的一种先兆……
几次廷议都是争吵中结束，文武重臣们的辩论，就算是文臣们靠着便给的口舌压倒武臣，武臣们也没有丝毫退让的打算。
这样的碰撞是十分罕见的，和此时的纷乱相比，年前时候的文武之争，显得就过于平淡了。
这并非是一种常态，而是矛盾积累而引发的必然来到的一场政治较量。
因为功勋愈来愈著，加上一统中原的雄心必然要靠武人来完成，无论是朝堂上的武臣，还是军中的将领，都希望得到更多的权柄，在朝堂上有更多的话语权。
而文臣们天然也有着压制武人的责任感，对于越来越不服管束的骄兵悍将的不满，累积下来，也就有了这样一个局面。
这无关对错，权力上的争夺，理念上的碰撞，都促成了这一切。
实际上，这样的碰撞来的早了些，一般来说，这样的政争都会发生在天下大定的前后，表现出来，便是功臣名将们的纷纷陨落，历朝开国君主们，趁着这样一个机会，将有功之臣们顺手除掉，来奠定皇权的威严。
但现在，大秦的这场风波，却发生在一个不尴不尬的时刻，偶然和必然揉合在一起，终于在大秦成武七年初爆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