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那些被朝廷点到名的著名人士，坐着驿车到京城朝见天子，朝见毕，仍然坚辞朝廷授予的官职，甚至以死相要挟。这类人在洪武年间，几乎只有一个结局，掉脑袋了。
元末明初的杨维桢是比较幸运的人，他是元末的名士。朱元璋早就想征他做官，只是知道此人意向坚决，不涉官场，若是硬来也不过多杀一个人而已，实在很无聊。于是就借修《元史》的名义征他来南京编撰史书。
杨维桢来了。不过，来之前他特意向朱元璋递了份报告，意思是修完《元史》后就得放他回家，不能硬逼他做官。朱元璋的意图被对方看穿了，只好捏着鼻子答应了杨维桢的请求。
《元史》修完后，朱元璋少有的遵守了承诺，放杨维桢回家，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送行的人极多，宋濂特地做了一诗为杨维桢送行，诗中有一句“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当时世人荣之，连宋濂也露出极为羡慕的意思。能让朱元璋意外开恩一次，放走他这样的士人，的确是太难了。
杨维桢是元末文坛领袖，别号铁崖，诗体被称为铁崖体，号称独领风骚四十余载。杨维桢不仅是文坛领袖，也是书画大家，实为元末的一位全才人物，类似北宋的苏东坡。朱元璋尽管杀人不眨眼，对这种人还是有所顾虑的。
陈慕沙的征君和杨维桢不同，他不过是理学一派的宗师，名气与杨维桢不可同日而语。到了明朝中期，世人已经不再崇拜隐逸，人人视仕途为唯一荣身之路，你若是选择隐逸，人家会骂你狗熊，不敢露面；你不肯做官，别人也不会说你高尚其志，反而会说你没做官的本事。今人讲的官本位理念，其实是在明朝才达到顶峰。
陈慕沙的地位主要还是来自于理学，作为陈白沙的衣钵传人，自然在理学中占据双峰之一，即便没有阳明学派那样耀眼，依然不容小觑，征君不过是锦上添花。
“老师，如果太为难还是算了，别为了弟子一人的将来连累了您，再说，那也只是可能并不是一定，您没必要太勉强自己。”况且委婉道。
他真的很想帮练达宁，可是觉得陈慕沙这样做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