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茜分析着分析着，目光就不由自主的落到了茶几上摊着的一份《金融日报》上面。
“…………朱明时代朝鲜以米布作为实物货币通用全国。国家包括田赋在内的各项收入，全部通过贡物制度来实现。在贡物制度下，代纳人为谋取重利，农民往往要缴纳高出几倍的贡物。
壬辰倭乱期间，军粮供应成为要问题，事实上也不继续征收贡物，因而在忠清道和全罗道改征大米以代替所有贡物。战后十年，又在京畿道试行‘大同法’，把以往向宫司为的中央各司献纳的常贡（别贡除外）及向地方官厅献纳的需米和其他杂物全部废止，代之以对土地一律征收大米的制度，所征收的大米称为‘大同米’。在京畿道试行‘大同法’之后，足足过了百年，伪清康熙晚年，朝鲜除西北的平安道和咸镜道外，各道才都逐步实行了大同法。
在实行贡物制时代，名义上贡物是任何人都须缴纳的，但两班贵族、豪门势家常得以免税，就像中国明清的士大夫一般，通常是不交税的。举国税赋全部负担都落到平民身上，同时由于代纳人剥削严重，宫廷和官府实际收入反而很少。大同米只是有土地的人才缴纳，按理因而对无地或地少的人应该是有利的。然而，由于依然存在向宫司或中央官厅献纳地方特产的‘进上’和‘别贡’，以及还须向地方官厅缴纳如木炭、蜂蜜、鸡、野鸡之类的物品，佃农身上的负担一点也没有减轻。
只是一场倭乱在严重损害了朝鲜的利益的同时，也重重打击了朝鲜国内的各个阶层，人口减少的同时空余的土地也大大的增加。
王室的权利受到了压制，两班贵族集体进入了恢复期。一定程度上反而巩固了朝鲜的统治。
因为李氏朝鲜的根基是两班贵族，当两班贵族在地方上的实力和统御力变得更加强大的时候，他们虽然展出了旺盛的势道政治，但是李氏王朝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存在也更见稳定了。
王权几度被削弱的李氏朝鲜，并不是王室一家的王朝，而是权力属于大家，属于整个统治阶级的。”后者是陈汉政治学院里提出的一个新词汇，很新颖，但也很好理解。
就好比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赵宋，国家的权利并不单单属于赵氏皇帝，还属于天下的士大夫和其在朝廷中央的代表。
而陈汉现在的做法就是把士大夫阶层扩大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可以做官的资本不再是单单的孔孟文章，而是整个文明的之事。未来的官员全部是‘读书人’，‘读书人’却比原先的士林阶级扩大了十倍、百倍，一定程度上，当陈汉的这一体系建立，陈汉的根脚会更加的稳固。
只是现在这一体系还没有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