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当时的情况，包令很容易利用手里的权力，甚至不需要动用权力，就能将中国面包行的老板张亚霖和一干伙计统统弄死。
但是包令选择了法制。
他选择让法庭决定这些人的命运，并且要求法官给予这些人公正的审判，完善的法制保护了这些人，因为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在面包中下毒，陪审团宣判面包师无罪。不过后来这些面包店伙计还是被关进了监狱，其中42人被囚禁在以间仅有15平方英尺的小屋中。
这种类似虐囚似的处罚，平息了大众的愤怒，却激起了治疗中毒的医生们的抗议。
额尔金知道，大英帝国的基石，就在于像包令这种明明守着一个不被政府看好，看不到前途的殖民地，却能始终坚持原则。
朱敬伦后来也听说了这个故事，他也非常感慨，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帝国，绝对不是凭空崛起的。他必然是先拥有，或者锻造出了自己伟大的人民，然后才能铸就伟大的帝国。
朱敬伦从不否认大英帝国骨子里有一种辉煌的伟大，但他绝对不会妄自菲薄，他的目标是让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国家，也变得伟大起来，甚至要比任何帝国都更伟大，因为朱敬伦坚信他的民族和他的人民，一定能教育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
不过这种伟大，不是孔子一般的伟大，那种伟大是圣人的伟大，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个伟大的帝国治下的伟大民族，必然是平凡的伟大，是普通的伟大，就是如同包令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坚持自己国家原则的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他为什么坚持这些原则，不是以为他伟大，而是因为他认同自己国家的原则是伟大的，是公正的，是应该被执行的，执行这些原则，远远多过他个人的荣辱得失。
只是拥有这种平凡的伟大的人，说到底还是一个个平凡的人，包令也是，他也会痛苦，也会仇恨。
“我讨厌中国人！”
包令说道，可他却一直坚持要跟中国人和平，因为这是最符合香港利益的，而他是香港总督。
额尔金很认同：“是啊！在低等民族中间生活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自从我来到东方后，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很少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与基督教相符合的只言片语。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和他们连在一起的就是憎恶、藐视、暴行、报复。我们不得不跟一些毫无理智、懦弱无能的人打交道，而且这些人对于讨论的题目和自己利益茫然无知。”
包令说道：“中国人跟印度人一样低等，但中国人比印度人更难沟通啊！”
额尔金道：“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以沟通，最不可理喻的一群人。”
两个殖民者感叹着，他们此时完全觉得自己受到了屈辱，他们抱着一种为国家牺牲奉献的荣耀精神来忍受这种屈辱，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从来没有请他们来进行沟通，他们强行来沟通，然后还觉得是文明对愚昧的施舍，对方不肯认同，他们还会觉得屈辱和愤怒。
这就是殖民者，他们的道德感，跟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截然不同，而且自以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就好像他们的上帝一样，只有信仰上帝，否则就该被烧死。
朱敬伦欣赏这种大帝国很多优秀的东西，只有这种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他从来没有认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