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就是这样一群人，法律上毫无地位，老百姓不信任、惧怕，甚至讨厌他们，官员鄙视他们，但是他们却能灵巧的运用手中看似微弱却不可或缺的权力，往下欺压小民，往上胁迫官员，从上到下都不欢迎，却又离不开他们的。
那么到底是谁错了，该归罪于谁，憎恨于谁，好像又找不到一个目标，因为这就是官僚体系长期展的产物，是最低廉却又最低效的一种制度。
中国古代制度中，充满了这种悖论，不止是胥吏阶层，还有军人阶层，同样也是被人厌弃，生活没有保证，不得不勒索小民，反过来更让人鄙视。
在这种情况下，朱敬伦不得不进行改革，他不能接受这种低效又内耗严重的制度。
但朱敬伦也得承认，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制度，因为他要让胥吏不从陋规中取利，就必须提高他们的待遇，让他们能够生存，甚至能够体面的生活下去，这样才不会有利用权力徇私舞弊的现实压力，在加以严密的监察措施，提高犯罪的成本，才能够打击贪腐。
因此朱敬伦之前大幅度提升了衙门小吏们的待遇，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可是此举是很受胥吏阶层欢迎的，毕竟不是每一个小吏都能从陋规中财，只有那些头脑最灵活，八面玲珑，上下通吃的胥吏，才真正能够财，大多数胥吏也只是分到一点常例陋规，勉强糊口罢了。
有这样一群人支持，收获还是不小的，因为毕竟是这些人在处理官府的具体事务，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高了，官府的效力就能大大提高，而且他们习惯了没有政治地位的处境，稍微对他们好一些，他们的反抗精神立马就没有了。
最让胥吏们欢迎的是，朱敬伦废除胥吏不能科举的限制，尽管这群头脑相对精明的群体意识到，朱敬伦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藩镇，似乎招牌没有朝廷那块招牌来得大，但依然殷殷期待着朱敬伦能开科举，也让他们尝一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感觉。
所以一时间胥吏子弟们还掀起了一股读书的风潮，但是读的依然是四书五经，之前他们可不会读这些书，以前他们就跟匠人一样，虽然也读书写字，但主要还是为了能够看懂公文，能从父辈手里传承下来一套漂亮的公文文体就是真本事，读不读四书五经真没什么用。
显然老夫子那一套思想，在胥吏阶层心中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并不如文官阶层，和孕育文官阶层的乡绅阶层那么强烈。
因为解除了对胥吏阶层的限制，所以不但胥吏阶层自身开始有了读书的动力，读书人对胥吏身份的顾忌也消失了，尽管大部分读书人还改不了对胥吏的鄙夷，但那些穷人，穷的甚至都无法维持继续读书人的读书人，胥吏这种身份、这种工作就变得不是那么不可接受了，在加上朱敬伦给胥吏的薪水异常丰厚，一时间倒是有不少读书人应聘做县衙的吏员，想着一边在官府中做事，一边继续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官员。
但反弹也是不小的，垄断科举之途的乡绅阶层，尤其是那些自家子弟读书晋身纪律更高的官宦世家，对朱敬伦的这个举措极为反对，这些人在地方上往往都是名门望族是乡绅阶层中的骨干，他们的能量不可小觑。
为了不得罪整个这个阶层，朱敬伦甚至没敢直接提升胥吏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