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能摧毁锦纶堂，还必须要惩处他们保持法律的尊严，又不能让他们鼓动百姓造反，这中间的取舍实在太难了。
朱敬伦叹了一口气，他都感到为难了，更何况是陈芝廷了。
后世当遇到产业转型的时候，欧美的达国家都够喝一壶的，撒切尔夫人当年主持的产业改革，让多少英国煤炭和钢铁工人骂了她一辈子，哪怕她让英国重新恢复了活力，但她却始终是一个争议人物。
在有各种社会福利保证的现代化时代的英国，都出现这种情况，在没有任何社会保证的这个时代，大明的纺织工人在面对转型的时候，他们将承受多么巨大的社会压力，可想而知。
当然让手工工人们转型是必须的，这是一个大势，要么继续保守下去，直到被差距越来越大的西方淘汰，沦为这世界上的三流国家，要么是坚持短暂的阵痛，挺过这段艰难的时期，迎来未来的生机。
但这个阵痛，不能全部都让丝织工人承担，不能让他们一个阶层去面对所有的痛苦，而且他们有的人即便是有面对痛苦的勇气，却没有承受阵痛的能力，他们必然被淘汰，可他们不是物件，过时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让他们有尊严的活着，或者哪怕没那么有尊严的活着，本身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因此这个阵痛，不能由某一个阶层承担，而应该是整个社会来承担，西方人是通过社会福利，让成本向全社会转移，大明没有这一套系统，目前也没有建设这一套系统的能力，因此朱敬伦的想法很好，实现起来很难。
朱敬伦想了一下：“让我见一见锦纶堂的话事人！”
朱敬伦需要锦纶堂的决策者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还法律一个尊严，但他还需要锦纶堂联系千万纺丝工人的组织系统，来帮助整个手工丝织业的工人度过危机，所以他必须见一见锦纶堂的主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