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将跟曾国藩的会晤，看作是一种至高的荣誉。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干的，但就是要等曾国藩来，跟他们见一面，听听曾国藩那种老夫子们讲了无数遍的大道理，然后欢快的跑到各个村子去督造孔庙。
1868年，在这一年，曾国藩在潜藏大明乡间，平日里沉默的儒教的力量，彻底激了。
曾国藩身上的宗教味道也越浓烈了，当他当年出檄文的时候，开始带有卫道者味道，当他开始在广東立约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宣道者。
这样的人身上是有宗教感召力的，他不收弟子，但有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跟在他的那头瘦驴身后，他走到哪里，那些人跟到哪里，他讲学的时候，那些人就听，他不讲的时候，那些人就等。
年轻人有，中年人有，甚至连老人都有，有人跟着他走着走着，死在路上的也有。
当曾国藩已经有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一种味道的时候，朱敬伦更不能阻挡了，此时阻挡他，就是跟整个读书阶层为敌了。
当然这时候他还是没看出曾国藩立道的坏处，只是惊叹于曾国藩的感召力而已。
其实如果不是太平天国对儒教的破坏，不是洋教传播对儒教的冲击，曾国藩也没有这么强大的感召力。
儒道不是一个积极扩张的宗教，甚至不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带有宗教味道的理念而已，它从来没有严格的教规，不遵从孔子的教诲，也没人会把信徒绑在火刑架上，他也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从来没有一个教主，凝聚它的，也从来不是庙宇中的神像，而是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德文章。
儒道没有组织，于是在外来入侵之下，他没有办法组织实质性的力量来抵抗，可是天下读书人的心中不免有强烈的危机感，这时候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已经保卫过儒道一次，现在他说还要在保卫儒道一次，这次是在洋教的冲击下，包围儒道。
此时，那些对洋教传播感到忧虑的读书人，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可是跟随曾国藩的，却远不止这些人。还有大批对改朝换代不满的读书人，在新的国家无法获得地位的读书人，甚至只是对社会不满的读书人，他们都开始跟随曾国藩。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想跟着一个英雄罢了。
朱敬伦知道自己阻止不来曾国藩，但他相信，儒道不是一个善于造反的宗教，假如它算是宗教的话。
曾国藩是在立道，但是他立的不是曾国藩的道，他是在重塑孔子的道，是在重申儒教，而不是创建新教。
本身就不担心这个已经跟政治，跟皇权合作了两千年的宗教，曾国藩也没有试图打造一个有纪律的严密组织，唯独是担心曾国藩越来越高的威望而已，犯不着阻挡曾国藩，朱敬伦也就任他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兵工厂改革了，这是官办企业的转型，如果成功，不但兵工厂将成为一个市场化的巨头企业，关键是这种模式如果成功，今后万一民间推动不利，朱敬伦多了一条采用国营方式工业化的手段。
锦纶堂开办机器丝织工厂了，这是一个旧时代的商业巨头，在向新时代转型的标志，如果成功了，那意味着至少旧商人势力，打通了一条通往工业化时代的去路，而商业资本则将开始大举转变为工业资本。
再就是曾国藩立道了，才他目前的进展来看，他说的三年可成大功，不是一句吹牛的话。
要说让人失望的事情也有，日本人还是开始了明治维新的脚步，维新派成功的将权力从幕府手里夺了过来，维新三杰像历史上那样，掌握了国家的权力。
日本幕府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朱敬伦用广府银行为他们进行信用担保，汇丰银行和巴林银行分别在九龙和伦敦为他们承销了各五百万两的债券。
有一千万两银子在手，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军火，英国人提供了大量的线膛步枪，大明提供了上万门各型滑膛大炮，但他们还是失败了。
伏见鸟羽一战，幕府军先后一万多人参战，倒幕派兵力不过五千，但双方都装备了大量的火炮，步枪，关键是倒幕派靠海的西南强藩的武士组成，他们早就接受了西式的军事训练，请洋人作为顾问，而幕府虽然也有洋人顾问，可是训练时间太短，最关键的是，明治天皇颁布了讨幕诏书，天皇站在讨幕派一边。
所以最后纪律性更强，士气更旺，指挥更统一的倒幕派，战胜了由数十个大名番兵组成的指挥不一的幕府军一点都不意外，幕府高价采购的那些武器装备，反而大部分落到了讨幕派手里，很多大炮甚至都还没来得及放一炮，就连带成箱的炮弹，成了讨幕派的战利品。
到最后幕府采购的海量军火，不但没能组织讨幕派进兵东京，反而成了明治政府之后镇压东北大名的强大保障。
随着幕府的失败，日本在九龙和伦敦行的债券，突然跳水般的往下跌，为他们提供担保的广府银行不得不一次一次吃进这些债券，最终这些债券中的大部分都将变成日本欠广府银行的债务。
而日本债券的爆跌，还引起了大明债券市场的大崩溃，连带的大明政府债券都被人大肆抛售，广府银行试图救市，可是很快它自己就遇到了麻烦，在很多银行门前，都有人排队挤兑广府银行行的纸币。
此时朱敬伦才反应过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债务危机，而是一场专门针对大明主权信用的金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