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都没有，洋人连诱拐的行为也没有，但是洋人确实有给人贩子钱的情况，他们如实不讳的告诉了曾国藩，还拿出他们的记录簿给曾国藩查看，他们告诉曾国藩说，因为经常有弃婴的现象，他们为了鼓励大家把被丢弃的孩子送到教堂中来养育，所以给热心民众一点奖励。正是这点奖励，反而助长了一些不法分子，他们不是捡拾弃婴，而是直接贩卖儿童。
曾国藩是一个至诚之人，这是内心的信仰，是他精神的支撑，他不会违背自己的精神，所以他认可了洋人的说法。
接着他向天津老百姓出《谕天津士民》，先是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才批评他们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便“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教育天津人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
其实就是劝告天津人不要无理闹事，给国家惹麻烦。
接着曾国藩拒绝法国提出的要求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三人以抵命的要求，只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更是直接送往京城。
按理说，曾国藩选择以息事宁人的方式，其实很附和中庸之道，各大三十大板，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如果双方各让一步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尤其是官员，曾国藩认为，如果在跟洋人的交涉中，随意处死本国的官员，只会打击朝廷的威信，同时造成官员在跟洋人接触中畏畏尾，不敢据理力争的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上海等口岸已经很普遍了。因此曾国藩不肯杀官员。
可是清廷实在是太恐慌法国人兵，尤其是内斗太严重，曾国藩名气虽然大，但往往这种名望越重的官员，遭遇的攻击就越大，因为攻击这种人，是那些以弹劾人出名的清流言官最便捷的出名渠道。
尤其是一群顽固派，向来毫无理智的想要尽灭夷人，他们声言，天津百姓是为了保护官员才打死洋人的，说明天津百姓畏惧官员而不畏惧夷人，正好利用民意把京城的洋人也全都灭了。于是他们根本不顾曾国藩的调查，在口说无凭的情况下，硬说天津老百姓在教堂里都搜出洋人挖的儿童眼睛了，曾国藩是意图包庇。
慈禧看到顽固派的态度，也给曾国藩来信询问，曾国藩明报说没有现。慈禧于是急着结案，生怕因顽固派的原因，导致事件扩大。
但是此时法国人根本不答应，一个肇事的人员都不惩治，别说法国人了，死了人的俄国、美国也不能答应。
见到洋人的态度坚决，慈禧等高层怕再次生英法联军进北京的结局，急于解决危机，反而指责曾国藩有包庇犯官，想那几个官员的脑袋平息了洋人的怒火。
曾国藩无法，只能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遣黑龙江赎罪，刑部也不敢为了洋人杀本国的官员。
但是对于小民，曾国藩就不客气了，匆忙缉拿了2o名凶手判决死刑，之所以是2o人，因为洋人也死了2o个人，曾国藩完全打算用以命抵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曾国藩熟读经典，却对于法理不通。而且他耍了一个手腕，抓的这2o个人，其中大多数本就是牢中的死囚。
曾国藩的这种做法，非但不能让洋人满意。朝廷官员继续骂他，这次换成那帮子清流，他们以民族主义的情绪，责骂曾国藩不但惩治本国官员来谄媚洋人，还要杀本国民众，简直是汉奸国贼。
还别说，这种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谩骂，在中国大有市场。一时间引起了巨大的冲击，全国老百姓，主要是读书人、乡绅等社会精英，他们突然对曾国藩产生了巨大的不满。之前他们对曾国藩有多么期待，现在他们对曾国藩就有多么仇视。他们过去多么崇敬曾国藩，现在就多么鄙夷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