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佛门弟子没有规矩，吃酒喝肉，娶妻生子，放高利贷，什么都干，在官方的影响很坏。让法显觉得佛门如此下去，恐怕不会长久。所以他就想去天竺取经，除了取回来几百万字的经文之外，最重要的是取回了天竺的僧团戒律。
这些戒律，可不仅仅是不能吃肉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戒律。他包含的是一整套佛家管理方式，小到受戒的仪式，大到天下各个寺庙如何管理。因为这些戒律，才将佛教统一成了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个单个的，互不往来的寺庙，一个和尚拿一本度谍才可以通行天下，到各个寺庙都能挂单生活。
朱熹对儒家的作用，其实就类似于佛家的法显，他通过这些纲纪伦常，给儒家立了规矩，让读书人从此有了一个统一行为方式，统一的思想理念，统一的世界观和认知，尽管儒家没能形成佛教那样的宗教，但却大大强化了这个思想流派的统一性。
假如没有朱熹等理学大师，儒家尽管还能广为流传，但绝对不会有宋明时期那样强有力的统治力。
比如在宋代之前，唐代皇帝就很笃信道教，孔子的地位根本不能跟老子相比。
朱熹他们通过纲纪统一了读书人的思想，在读书人口中称作正人心，通过纲纪正了读书人的心。
现在朱敬伦打算动一动这个东西，这真是一件很有难度，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最困难的是，理学的根基，是在与统治着大明九成人口，以宗法制度维系和保护起来的乡村会中。
之前朱敬伦所有的改革，最深入也只到达了县城一层，而且一开始只是从最容易的口岸地区入手，这种商业性质的区域，经历力量起到的作用，比乡村社会要大得多，因此改革往往局限于经济性质。
在中国，经济往往是最好改的，因为中国人非常实际。
但政治，就比较难改，最难改的则是基于思想的传统习俗。
哪怕到了21世纪，中国人在思想上，依然保持了相当大的传统，有好的传统，比如讲究孝道，非常重视家庭，那时候只有中国人能够为了养活妻儿，一年到头在外工作。
也有不好的，那就是法制观念淡薄，不善于利用法律维护权益，遇到不公的事情，不是寻求法律的支持，很多时候依然喜欢聚众私斗。出现医疗纠纷，找七大姑八大姨围攻医院，出现征地纠纷，也是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做钉子户。其实这些都可以用法律手段解决，但法律判决了，对他们不利的，他们也拒绝接受，依然是七大姑八大姨上。这都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当然另一方面则是司法机关本身做的也不好，没有公信力。
朱敬伦在改革中，也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阻碍。从最早的开口岸，到最近的修铁路，都遇到了暴力抗拒的情况。他之前一直使用各种手段柔性化解了，现在基本上做到了能开放的口岸都开放，珠江沿线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港口。甚至连广西的梧州，也开放了贸易。铁路也持续推进下去了。
但在教育问题上，跟传统势力的拉锯，则依然处于相持阶段。
早在十年以前，朱敬伦还没有公开造反，当时打算开科举的时候，就遭到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抵制，当时各地的老夫子相互串联，最后甚至集体向朱敬伦进行了一次请愿。当时反对的是朱敬伦让胥吏成为正式官员身份，以及考试中加入数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