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皇帝的公告不但没有引起大明百姓的愤怒，反而然他们感到奇怪，难道皇帝不就是至高无上的吗，难道皇帝的行为还要受到法律限制吗，用法律审判平民的法官难道还能审判皇帝不成？
大明的法律已经参考了很多西方的法律原则，但大明国民的思想显然从来没有参考过西方国民的思想。
之后包子不断报道战时内阁以皇帝身份发出的各种公告，比如宣布铁路进入战时状态，开始接受军管，宣布国内的商船等各种运输工具都必须服从国家需求，随时做好被政府征用的准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政府将对粮食、食盐、布匹和药品等民生商品的价格进行限制。
总之宣战之后，大明战时内阁瞬间启动了，皇帝拿走了所有的权力，包括大明国民的生命和财产权，现在皇帝可以对任何国民合法的为所欲为了。
但大明皇帝显然不打算拿走每个人兜里的最后一个铜板，而是发出了一个号召，号召各行各业乃至每个人，希望大家都能为战争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量。
各大商会率先行动起来，在报纸上发出捐款承诺，表示愿意向政府捐助多多少钱云云，各地公局也开始组织募捐，在各个公共场所，关帝庙、妈祖庙、观音庙等等庙宇中设置了跟功德箱一样的战款箱，派专人看管清点，希望往来于这些地方善男信女在为战争祈福之余，能贡献一点物资上的力量。
码头上扛包的苦力脚行宣布每包生丝重量的物品，多加三文钱的搬运费，名目是要给战争纳捐。街头拉东洋车的车夫也说一里地多收一文钱，因为车行要抽水捐军费。赫德代表三省六部的京官表态，从战争爆发开始日算起，捐出一半俸禄。
各种组织的力量都动员了起来，文官主持的政府，商人的商会，乡绅的公局，帮会性质的脚行和车行，都开始对战争表达自己的支持，显然这种现象不可能是自发的，因为这些自治性的组织，从来都是配合政府管理民间事务的，所以政府需要他们表态的时候，只需要地方官找话事人谈一谈，他们就能将整个行业鼓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