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能保住暹罗，让暹罗百姓安居，让暹罗江山永续，他愿意按照传统向中原王朝，也就是大明朝贡，自称臣属。
可是张弼士向拉玛五世展现的态度，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友好，张弼士告诉拉玛五世，大明并不打算夺取南洋地区的领土，也不打算欺负南洋国家，大明只会向南洋国家展示自己礼仪之邦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大明是跟西洋国家有本质区别的。
不过大明在南洋的商业利益还是需要维护的，也只在南洋地区寻求商业利益。
虽然如拉玛五世想的那样，中原大邦往往不太看得上南洋小国，可也让他担忧，如果大明对这里没有兴趣的话，那又凭什么冒着得罪英法的风险保护暹罗呢。
此去成败难料，拉玛五世觉得，他需要在大明官场上找到助力，眼前这个大明南洋公使态度友好，对南洋的风土人情也是了如指掌，正是他最好的助力。
于是拉玛五世跟张弼士开始谈起了生意，在拉玛五世的印象中，华人就是做生意的，只要让他们赚钱，他们什么都愿意干。
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张弼士似乎没有那么容易收买，至少收买的成本很高，暹罗可能收买不起。
因为这个人太有钱了。
张弼士继承岳父家业之后，开始显示非凡的经营实业奇才。他抽出一部分资产，开设了一家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并承办了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捐务，随后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收入更是暴利。
1860年代，由于荷兰殖民地印尼岛屿众多，荷兰殖民者对许多岛屿都鞭长莫及，眼睁睁看着利益拿不到手里，所幸就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他们好从中攫取税收。
张弼士抓住这一时机，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这一事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八处，雇工近万人。
在经营垦殖公司的同时，张弼士善于抓住其他商机。他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开设东兴公司开采锡矿，赚了一笔大钱；在日里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成为华侨银行巨头；又用金融资本，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中西合璧住宅，发展房地产事业；建立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批发药行，国内的名贵药材多经张氏药行批销海外，海外名贵药材及西药，多经张氏药行批销回国，沟通了海内外药材市场。
张弼士有多少钱没人知道，他也不会轻易向别人透露自己的财产情况，可是拉玛五世也是一个人精，他通过张弼士跟他讲的生意规模判断，此人身资巨万，可能比暹罗每年的国库收入都高，这样的人怎么收买？
拉玛五世猜的没错，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后世传言，到了1869年，张弼士的财产已经达到了8000万两白银，成为华人首富，而这一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才7000万两，张弼士的财产比清政府的岁入都高，更何况一个暹罗呢。
但其实暹罗也不穷，他们的财政状况极好。
经过他父亲和他两代国王的改革，暹罗的财政制度效率大幅度提升，加上暹罗处在热带丰富的物产资源，这让拉玛五世不但能不断的进行改革，进行各种现代化建设，同时还不用借一毛钱债务。
历史上，在拉玛五世逝世前一年，暹罗财政收入相当于当时清朝的39%，人均是清朝人均收入的倍，也相当于日本的好几倍。而暹罗的税率是不可能跟明治时代疯狂搜刮百姓的日本相比的，所以单纯从其他角度来考虑，暹罗的改革成绩丝毫不输给日本。
而在富裕程度上，远超中日两大帝国，所以这一时期，大量华侨涌入暹罗谋生。唯一的缺陷是，暹罗的改革没有让国家变得强大，但暹罗人口只有六百来万人的基础上，事实上也不具备成为一个强国的条件。
一个重视财政的国王，一个精于牟利的富商，俩人很快就有了一些相同的观念，比如张弼士就认为，如果暹罗能够加大稻米的垦殖的话，暹罗经济一定大有可为，国力大幅提升。
拉玛五世深有同感，法国人在南圻进行大规模开发之前，暹罗一直都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供应国，可是暹罗的开发只限于湄南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中上游尚未得到开发，最大的限制是交通问题。
铁路！
俩人很快就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是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