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杰自己知道以前得罪过陈克，若是腆着脸去陈克那里只是自讨苦吃。而通过“革命小组”收集情报，然后把这情报提供给陈克，郑文杰与陈克之间的关系就是平等合作。如果陈克以后真的能革命成功，郑文杰的这份功劳可是极大的。无论如何都能在革命的大潮里头自保。
看着眼前“革命小组”的同志们还在为朝政的事情争论不休，郑文杰心里头暗笑。但是脸的神色却是越来越凝重了。
朝廷内正在进行大内斗的两派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内部出了这么一个心怀异志的小集团。斗争既然转入了袁世凯等人熟悉的范畴，袁世凯立刻发动了反击。
“杨翠喜案”案发后，载振急忙密潜天津，与袁世凯筹商弥合之计，袁当即派部下将杨翠喜接到天津。同时，又施展换人术，让他人冒领杨翠喜。并操纵天津等地的《大公报》和《顺天时报》，煞有介事地登出更正“杨翠喜案”的文章。
等到载沣、孙家鼐派员到天津查访时，一切都已安排停当。杨翠喜已变成天津盐商王益孙买的使女，并立有“字据”为证，商会总理王竹林也宣称，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借给段芝贵去送礼。一桩言之凿凿的“公案”居然查无实据。
负责查证此案的载沣少不更事，查究之责主要取决于孙家鼐。孙为老臣集团的重要人物，虽不满于北洋，但对清廉派也不感兴趣，他主要从一己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件事。刘体仁的《异辞录》对他当时的心态有切近地描写:孙深知“博舆论之欢欣鼓舞固自易易”，但顾虑到：一奕劻是亲王，即使开缺，如仍留京，遇年节吉日，仍蒙召见，很有可能“卷土重来”。二即便能打倒奕劻，袁世凯也未必能一块打倒，如打不倒，被反噬一口，更不合算。三“吾一言一动影响皇甚巨大”，孙原为帝党重臣，戊戌时曾受牵连，庚子后方得化解，一虑及此，“战战兢兢之不暇，岂敢稍涉疏忽”。在这种心境支配下，5月16日，载沣、孙家鼐以赵启霖所奏之事“毫无根据”覆奏，慈禧随即以“任意诬蔑”罪将赵启霖革职。如此一来，“杨翠喜案”隐彰不明。但奕劻父子究竞作贼心虚，只得舍车保帅，17日，载振辞职，奏请开去农工商部尚及一切差使，马得到批准。
言官本有“风闻言事”的特权，但赵启霖竟然因弹劾权贵而落职。一时舆论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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