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帝顺治钦命赐婚，实则是鞑虏统治者对平西王吴三桂功劳的又一次崇高的奖赏。
他的身价倍增！
1654年二月，伪帝顺治又接着授吴应熊为三等精奇尼哈番。
当然这时，儿子吴应熊要一直留在京城当人质的，这事情不用多想的，你懂的。
其实，四川地区尚没有完全平定，只能说成略定。
这个时候如成都、嘉定等重要城镇仍在南明永历政权的控制下。
还是在保宁击败刘文秀部后，平西王吴三桂向朝廷“首议进取成都，以为根本”。
即要在成都省会之区，“首立根本，设以重兵”，“有贼拒战，无贼则耕，根本既立，庶可渐次进取”。
伪帝顺治赞赏他的建议，“真为国家久远之计”，说得很正确。
但是，伪帝顺治又说，大兵驻扎成都，“路远民稀，钱粮转运维艰，”眼下还不能采取行动，要三桂与李国翰“暂回汉中”，他所属的四城壮丁，移至沔县一带分驻。
他便回汉中驻扎，“待上命而动”。
这里面有猫腻了，四川的主力部队打残了，再来一把子力气，四川全面安定。
奇怪的是，这个时候伪帝顺治差起了钱粮来了！
而且，如果历史不发生变化，伪帝顺治会笑看汉人文臣李国英和平西王吴三桂上演一场撕逼大战。
就提几句啊。
四川巡抚李国英上奏言，说云南、贵州还未平定，征兵转饷，因一隅之地，而拖“累数省已安之民”，旷日持久，势必“坐而自困”。他又说，以我强大兵力，还不能平定，不是我兵不强，粮饷不足，是“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利纯功罪之念，先入于中”，却把忧患都推给了皇帝一人承担。
吴三桂看了他的疏言后，很恼火，于七月十二日上疏，反驳他的不实之词。
他首先说明，取成都为根本之计的建议，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而李国英是在他之后才说这番话的，不过是发他已发的议论罢了。
所谓“畏避等论”，不知他用意何在！于是，他进一步阐明他的方略，以成都为“根本”，将来“进取滇黔皆有基，而接济亦可资一臂之力”。
这样，守也可守，战也可战，操掌主动权，“始称一劳永逸”。
如李国英随便说的，“驻镇保宁一隅”，恐非得算。为表示他的决心，他坚决要求出征，愿率领在四川的各镇官兵为前驱，“进取成都、嘉定”，待收复之后，如让他共守，他可把属下官兵家口迁入成都；如命巡抚固守，他仍带部属回汉中。
他又说，目下“南方多事，狡寇狂逞”，他不能安居汉中。如“皇上不以臣为无用”，请下命令，独当一面军事，“臣何敢辞焉”！
他要求朝廷早定机宜，他随时听候命令。
伪帝顺治对他们两方面的意见，未做出明断，仅将李国英的奏文交付“所司密议”，却迟迟未见拿出具体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