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婢遵旨！”苏麻喇直到此刻，才把一颗早已经跳的冒烟的心放回了肚子里，十分愉悦的拿来一张宫凳。
“玄烨谢皇玛玛，谢皇阿玛赐座！”弘毅麻溜爬上座位，开始规划大清国的领海疆域了：
“大清国富有四海，绝非拘泥于片瓦寸土。今日天下，我奉天承运皇帝，悯天吊民，恩布四海。凡我皇威所及之处，四夷咸服者，可保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有东来藩国，朝拜天子，接受教化，尔国之幸也。然尔等累月经年通行于汪洋之上，危机四伏，吉凶叵测，令皇帝bixia甚感忧心。为此，大清皇帝深谋远虑，命大清水师将巡视于四海，以备尔等不时之需，解救尔国远来民人于水火。”
弘毅上来先来了一段有关“国际责任”的宣告，听得两位长辈那是一个心气儿大顺！咱满洲女真，在小玄烨口中，早已成了天下万邦的保护神一般！
“今定大清皇舆，不仅承历朝历代民人生息之故土，亦囊括自古以来我渔民捕捞、海贾行商之水域。大清皇土凡滨海之地，海岸之外二十海更以内之海域，为大清国自古所领之海，今谓之曰‘领海’，领海之外四十海更，概曰‘大清属海’，属海之外，曰‘大洋’。无论属海、大洋，其中有岛屿者，但凡其上有大清军民人等，则视之为大清国土地，其周边二十海更、四十海更，皆为大清之领海、属海。海中之岛屿，凡有人居住着，无论男女、老少、多寡，皆于其上立石碑，载明：某年某月某日，某岛居民多少户，奉旨回迁，遗多少户，以百长某某人为首，奉皇命镇守此岛，永为中国之领地，周边海域二十海更者，永为大清之领海。再外之四十海更者，永为大清之属海，云云。”
弘毅知道，那个时候的欧洲，刚刚开始有人从国际法法理上定义所谓领海，英文为territorialwaters，也就是所谓“属于领土一样的水域”。至于领海的宽度，也是各说各话。17世纪的法学家j·洛森尼乌斯在《海上法》（1652）一书中，就主张国家管辖的海域的宽度应为“两日航程”的距离。更有甚者，在16～17世纪许多欧洲国家的条约和法令中规定：国家管辖的海域应达到“shili所及的地平线”。
为这一句“目力所及”，弘毅专门查阅过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纯净的空气中，人眼可以看见27千米外的一点烛光。在海上能看到16～25千米外的船只。若在高山顶上，眼力可以扩大到320千米处。抬头望星空，则能见到1000千米远的人造卫星，还能见到相距几十到几千米年的星座。所以，那时候有些欧洲国家的领海概念，最大不过30公里之内。
17世纪时，荷兰国际法学家h·格劳秀斯主张：“如果在一部分海面航行的人能被在岸上的人所强迫，那么这一部分海面就是属于这一块土地的。”换言之，国家管辖的海域范围取决于它的有效控制。从这一原则演变而为下列标准：一国的领海宽度应以大炮的射程为准。1703年另一荷兰法学家c·van宾克斯胡克提出：武器liliang终止之处即陆上权力终止之处。当时大炮射程约一里格，即三海里，因此很多人便认为一国控制的沿岸海的宽度应为三海里，从而提出“三海里规则”。但大炮的射程不断扩大，三海里的主张因而失去其理论根据。可见，顺治年间的欧洲，无论学者的意见还是各个国家的实践，在领海宽度问题上，是很不一致的。
如果大清国能够就此颁布诏书，而且将领海、甚至最早的“专属经济区”的原始概念都提出来了，那绝对是捷足先登，至少是与shijie同步！
“何为海更？”福临听得很认真，也很好学。
“回皇阿玛的话，所谓海更者，《天下郡国利病书》[1]中有云：更者，每一昼夜分为十更，以焚香数为度，人从船面行，验风之迅缓，定更数多寡，可知航至其山洋界。据此推算，一海更者，约合六十里[2]，合一千八百营造尺。”
弘毅侃侃而谈，心里十分自得的盘算着：
上海到钓鱼岛不过200海里，也就是公里。从中国大陆最南端海南岛三亚到南海最南端的曾母暗沙，距离有2000多公里。而大清领海定为二十海更，按照顺治年间的标准度量衡[3]来计算，也就是公里。如此算来，大清领海可以涵盖整个黄海和东海，直抵日本九州岛本土。而琉球国其时早已是大清属国，也就是说，其最东边所谓北大东岛（琉球语译，今属于属于冲绳最东端的大东群岛的一部分）之外近700公里的西太平洋海域，也属于大清领海！而在南海随便找两个有人居住的岛屿，就可以将整个南海囊括在标准领海范围之内了！
弘毅自以为是的窃喜，却忽略了一个问题：自己引为凭据的这本所谓《天下郡国利病书》，其时刚刚成书，也许还在作者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