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朕倒以为，你现在无论是何主意，都是难以自圆其说了！”福临真的有些生气了，和个真事儿似地如此笃定，你当朕和大臣们都是任你摆布的棋子不成？
“皇阿玛，儿臣一番苦心，就是要让朝堂上下、满朝文武都能明白知道：同安王确有奇才，需大用；同安王又固有不足，需提防！”看到福临恼火起来，弘毅知道zuihou一点火候也到了，终于说出最真实的论点。
“‘大用’又‘提防’？haha！玄烨啊，你到底是年幼啊！朕之用人，历来都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大用，何须提防？若要提防，不若不用！”福临果然不以为然！
皇帝这种反应，弘毅早就心知肚明，不足为怪。而他生生把这御前会议后半段进程弄得如此纠结拧巴，其实就是为了zuihou对福临这个颇有主见、甚至有点刚愎自用的皇帝，进行“用人观”理念上的洗脑。也就是说，刘昌也好、胡世安也罢，都是给福临zuihou“被出场”做铺垫的！真正对弘毅的“长策大计”会有所羁绊的，恰恰是福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观！
说青年皇帝笃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有道理的，因为福临的人格特点决定了他对那些自以为“情投意合”的人，必定会执着于此。这位少年皇帝比较刚愎，血气方刚、性情不定，又带有建州女真骨血中“随身以俱”的率真与冲动，所以为人处世多不按常规出牌，比如他对前皇后孟古青的随意废立，就突破了历朝旧例。像福临这种人，如果让他感觉和谁心意相通、亲密无间了，一定会做出“立下重誓、永不背叛”的豪言壮语。对于老阉奴吴良辅的百般维护而始终不弃，并非他不知道这奴才的斑斑劣迹，恰恰就是如此用人观的明证。
故而福临亲政之后，便将自己的观念推而广之，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政策广泛运用到了内朝与外藩等各个领域。在京内，表现在福临对一班汉臣的格外器重，无论新旧南北，只要你有才就统统委以重任、极尽亲密。一旦起了对谁起了疑心之后，福临更是果断杀伐，绝不手软。陈名夏得宠之后的登峰造极、恃宠而骄，失宠之后的身败名裂、命丧黄泉，恰好体现了这两个极端。
对边陲外藩，这种用人策略就体现的更加明显了，突出的例证就是对吴三桂的信赖有加。
其实，福临和吴三桂原本并不亲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对立的意味在里面。因为福临亲政前一直受制于叔父多尔衮，与其貌合神离。心存怨恨，而吴三桂又是多尔衮手下的得力干将。二人真正打交道，是在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故后。
隐忍多时的福临在多尔衮死后不久，就先对其派系进行了无情打击：顺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月26日)，福临以多尔衮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谋乱罪，将其“幽禁”。十二日，少年皇帝御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二月二十一日。顺治帝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随后，他重用多尔衮生前严酷压制的竞争对手郑亲王济尔哈朗以清洗多尔衮的在朝shili；他下令处死依附多尔衮且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并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疑人不用”的雷霆手段。沉重打击了多尔衮派的shili。多尔衮经营多年的关系网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被多尔衮视为左膀右臂且统领大军的吴三桂自然若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清算屠刀会落到他的头上。
顺治八年四月间，也就是在福临处置多尔衮后不久。身在陕西前线的吴三桂突然写了一份奏报，驰送北京，要求“入觐”，朝见皇帝。他除了要诉说自己眷念皇帝的心情，表达要见皇帝的愿望外，也想借机观察朝廷的动向和对自己的态度。少年皇帝接到奏请，以陕西战事已息为由，慨然批准吴三桂进京。
八月初，吴三桂抵京，礼部安排了觐见的时间。十日，福临至中和殿，接见吴三桂，良言慰劳，然后赐宴款待。作为一员明朝降将，还是多尔衮最为看重的马前卒，居然被亲政不久的皇帝接见并赐宴，这是一般大臣所不易获得的殊荣，吴三桂感到莫大满足。福临的这一举动，使吴三桂心中的顾虑顿时冰释。多尔衮被惩处，并没有牵连到他，朝廷对他一如既往给予信任，吴三桂对此十分欣慰。
皇帝对吴三桂的信任和器重，通过赐给他金册金印、下嫁皇太极第十四女给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等，充分体现出来。颁赐册印，摆正了吴三桂牢不可破的地位；下嫁皇妹与吴三桂结亲后，福临和吴三桂之间由君臣关系转眼变为亲戚关系。吴三桂不仅未因自己的靠山多尔衮的倒台而遭株连，反受新主子的青睐，继续飞黄腾达。民间甚至有种种传闻，说福临和吴三桂曾经结拜为异性兄弟、永不相负。
只可惜，正史里康熙继位之后决定削藩，吴三桂起兵称帝与清廷走向了你死我活的对立面。康熙后来挖出吴三桂尸骨切成数段分送各地，以泄其愤。发生此种谋反大事，已成清廷大罪人的吴三桂若真与福临有结拜之事，显然已非佳话，而堪称一段令清廷羞于启齿的大丑闻，谁敢提及，必获诛灭九族的死罪！于是，顺治与吴三桂间这段结拜往事从此便销声匿迹，仅流传于市井阡陌间，只留在后人亦真亦幻、虚实难辨的模糊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