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传刚教授发起主办的会议，他要求科里医生都要上台去做报告。“演讲的主角是我们，包括医院里的其它相关科室的医生。我们办会的目的是彰显促进我们自身的学术活动，促进我们品牌的建设，也通过这种国际型会议，了解吸收国际上最前沿的技术和经验。”
在这种科室建设模式和理念的指引下，在长海医院，傅传刚用了13年时间，将长海医院的肛肠外科打造为上海第一。来到东方医院后，他只用了5年，就将东方医院的胃肠肛肠外科从创科，现在已经跻身为国内肛肠外科的第一梯队。
在选择专业方向时，虽然有血管外科、整形科、肝胆胰等多个专业方向可选，但傅传刚却选择了一个即使在今天也算不上强势的科室——肛肠外科。
对于这个选择，傅传刚教授的解释是，“我希望做一个能够真正解决常见病、多发病的医生。痔疮、肛裂肛瘘、便秘、结直肠癌等肛肠科疾病，患者很多，但国内医疗水平不高，我希望通过努力，把结直肠和肛门部疾病合在一起，改变这一现状。”
对于自己从一个肛肠外科医生，到成为外科领域世界知名专家，并当选美国外科学院荣誉院士，傅传刚教授总结为四个字：厚积薄发。
1984年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一直到1997年，这13年中傅传刚教授一直在学习。1987年到1992年，这段期间他读完了研究生，还先后两次赴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学习英语。1994年，他又参加全国出国人员考试，考了全校第一，拿到了医学奖学金，去沈阳长春学习了9个月的日文。这些都为他日后出国进修打下了基础。
1995年，傅传刚到丹麦工作了半年后，又到日本东京大学工作了两年。“到了日本，我就想我一定要选日本肛肠外科最好的专家，武藤澈一郎教授当时是日本外科学会的会长，国际上都很有影响力，所以我选择跟他学习。”
武藤澈一郎教授是亚洲第一位获得美国结直肠外科医师协会“荣誉委员”称号的外科专家，2014年，傅传刚教授也获得了该荣誉称号，是第三位获此荣誉的亚洲外科专家。
这段时期的国外游学经历成为傅传刚教授日后能带领科室走向成功的关键。“语言优势、专业技术优势和国际人脉网络支撑我举办起国际会议，各国顶级专家也愿意前来参加。我记得三十三、四岁年轻的时候，不管到丹麦、日本以及后来到美国等地参加学术会议，自己一直都充满主动性，主动和人家交往，慢慢建立关系，始终让自己站在世界最前沿，学习吸收最新理念、最新技术，视野和高度自然就不一样了。”
聚焦“低位保肛”是傅传刚教授当年为科室定下的发展方向，如今，大多数找傅传刚的肠癌患者也都是为了能“保肛”。
曾经，保命还是保肛，对于低位直肠癌患者是一道选择题，但患者失去了肛门即便保住了命，也毫无生存质量可言。在傅传刚教授看来，既要为患者保命，同时也要保肛，还要保证保肛之后有功能。
傅传刚教授在国际上首创直肠拖出切除吻合术（pista），帮助了大多数早期超低位直肠癌和家族性息肉病、直肠弥漫性腺瘤、直肠弥漫性血管瘤等良性病变的患者保留肛门，回到正常生活。
但即使在今天，对于低位直肠癌患者，傅传刚教授认为依旧存在着两种比较遗憾的现象：该保肛的没保，不该保肛的硬保。“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每年要举办国际会议，包括出去讲课，办培训班，都是为了能够提高国内这一专业领域医生的理念认识和技术水平，该保的一定要保住，不该保的绝不能保。”
傅传刚教授强调，有两种情况的患者绝不应该保肛。一种是肿瘤就长在肛管上面，已经侵犯了括约肌，勉强去保肛，肿瘤就很难切除干净，容易复发，要把肿瘤切干净，势必要切除部分肛门括约肌，患者会产生大便失禁，生活质量比不保肛还要差。
另一种不应保肛的情况是肿瘤局部晚期，在治疗时通常要先做放化疗，缩小肿瘤，然后再做手术切除。“但比较晚期的肿瘤，哪怕做了放化疗，还是会有部分患者我们没有十足的信心说完全切干净了，患者将来复发的可能就会很高，保肛后将来一旦复发，还要再手术，而且再做放疗和后续加强治疗时，新建的直肠损伤会很厉害。如果此前没有保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它治疗方式，降低局部复发的可能性。”
对于晚期直肠癌患者，即使通过辅助放化疗，再加上靶向治疗，能够做根治切除手术的，也只有1/3的患者，有1/3的患者只能部分达到这一目的，还有1/3晚期患者基本无效，花了很多钱，遭了很多罪，疾病还在进展，这也是让傅传刚教授感到特别遗憾的地方。
在傅传刚教授的病区，85%的直肠癌患者，都能做到保命、保肛和保留功能，虽然已经是国际顶级的水平了，他希望未来随着技术水平进步，可以做到诊断更精准、手术更微创、治愈率也能更高，患者生活质量更好。
经过5年发展，傅传刚教授认为，东方医院肛肠外科已经跻身于上海一线肛肠外科的行列，但他的目标是把东方医院的胃肠肛肠外科打造为一个国际知名、国内一流并且从理念到技术都引领肛肠外科发展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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