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的责任是发现问题就应上奏，不能保证问题的真实性，问题是否属实可根据调查去得出结论。所谓言者无罪，御史因上奏问题而获罪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而赵启霖在督察院极有威信，人缘又很好，御史们各个不平，准备联名上奏。
都御史陆宝忠见大动公愤，遂出来调停，上奏为赵启霖辩护。
三霖公司的另一个，御史赵炳麟则以挂冠去职为赵启霖力争，朝廷则闭上眼睛一律不准。
三霖公司的江春霖不甘心，五月二十三日再次上疏。指出载沣和孙家鼎复奏的案情有六个疑点：
其一、买献歌妓之说起源于天津报纸，假如真是王益孙买杨翠喜为使女，怎么可能搞错？
其二，天津买一使女，明码标价百多元，而杨翠喜身价高达三千五百元，王益孙是傻子吗？
其三、杨翠喜声色艺倾动天津，年少红颜，岂能甘愿为使女。
其四、证人供词明显不同，有明显的捏造掩饰的迹象。
其五、杨翠喜身为名妓，生活在脂粉绮罗之中，怎会干使女的活计？
其六、杨翠喜色艺双颜，王益孙必会动情，买使女一说肯定是为了遮人耳目。
由此可见，即使王益孙冒名顶替载振，把杨翠喜领走不实，但王益孙“买妓为妾之事更无疑义”，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职官纳妓应受处罚。
因为，王益孙不仅仅是个富商，也是个有官职之人，是兵部候补郎中。至于他的这个官职是不是花钱买的，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花钱买的官也是官，享受官员的待遇，也要受官员行为准则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