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三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赵又随之入川，先后任永宁道、建昌道、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
武昌起义后的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凌晨，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将赵尔丰当场处决于皇城“明远楼”。
当然，这是后话。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开市，封锁邮电交通，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的报刊。
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
仅在十余天内，成都附近州县的同志军“皆呼号而起”，“每县数起，每起数千或至数万”，从四面八方把成都围住。
这些起义队伍总数不下二十多万，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国民军。他们砍断电杆，阻截交通，扼守要道，与清军战斗不下数百次，多次重创清军。
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一千余人。
九月二十五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