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通告说，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会、俭学会性质不明，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因此，、勤工俭学会、俭学会应由学生自行组织，与华法教育会分立，对于勤工俭学会、俭学会，华法教育会只从旁襄助。至于经济方面，须以省为单位寻求帮助。
第二个通告则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对学生的经济救济只维持到2月底为止。
对此，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在巴黎参加学生善后委员会，因留法勤工俭学生未失业时有存款于华法教育会，及失业者多，皆向会求助，会中款拙。即暂挪学生存款作挹注。积久，不但求助者无助，提存款者亦不能照付。遂滋纠纷。现委员会议决，速筹法币六十万法郎，还所挪存款及再发七十人维持费两个月，此后华法教育会不再过问学生经费事。”
“速筹法币六十万法郎，还所挪存款及再发七十人维持费两个月”，对于蔡元培和华法教育会来说，应当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俭学生和勤工俭学生可不这样看。两个通告一出，立刻引出俭学生和法勤工俭学生的强烈不满。
如周e
lai在当时的旅欧通讯所说：“自两次通告发出后，留法学生之大波澜起矣！”
可以说，蔡元培这一生，恐怕没有哪件事比在此问题上更遭青年学生非难诟病的了。
留法学界对两个通告的态度，大体为以下几种：
其一、强烈责难。认为蔡元培对于“所有勤工俭学生一切困苦情形，徒听教育会二三小人之言，专委罪于学生”，所发通告是“临险抽篙”，“陷青年于绝域”。持此种观点者大多是在蒙塔尔纪等待领取维持费的勤工俭学生及同情者。
其二、认为处置失当。周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