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很愚昧了，“而过了两天，上海县知事竟给江苏省长送一个“呈文”，请予褒扬。
上海县知事呈文言道：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条例”规定，奖励少女少妇自杀，这与前清封建时代完全一模一样，
胡适在文章中指出：“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远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
胡文对“节烈”的攻击，可算是抓住本质，冲击了要害。胡适还写有《美国的妇人》、《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几篇文章，也批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谬论及“良妻贤母”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前边说了，他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到了7月，他又以“我的儿子”为题，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是：“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诗一登出，有位叫汪长禄的看了很不高兴，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因此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便写了《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长禄，说：“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