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二九”运动，胡适态度鲜明的给予了肯定。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指出：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说那天的学生运动，“是天下皆知的壮举”，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丑戏的功绩。
同时也指出：“但是九日以后，各校学生忽然络续有罢课的举动，这是我们认为很不幸的。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我们爱护青年运动的人，不忍不向他们说几句忠告的话。第一，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在这个变态政治之下，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他们的喊声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现。……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第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第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他们都在受教育的时代，所以一切学生活动都应该含有教育自己训练自己的功用。…第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
12月22日夜，胡适又作《再论学生运动》一文，文章说：“关于北平学生两次游行的事，我们不能不认为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关于北平学生继续罢课，我们希望他们平心考虑北平各大学校长第二次劝告同学的话。”希望学生们“即日复课”，“请求学校当局取消本学年的年假和寒假，以供补课及考试之用”。也就是说，胡适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可以抗议示威，但罢课是无益的。
为此他为北大的复课积极努力，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学生贴在一院号召罢课的通告。
2月31日，北大学生在三院召开全体会议，胡适建议学生举手表决是否1月4日放假，是否复课。结果学生多数表决不放假，1月4日复课。
但是到了1936年1月4日北大复课那天，学生纠察队反对上课。由于周秉琳、蒋梦麟等的劝说，当日上午有十三个班上课，下午有五个班上课。当日校务会议决议无论他校复课情形如何，北大继续上课，照常点名。
1月6日，学生开大会，表决“继续罢课，不达目的不止”。
1月7日，北大召开行政会议，鉴于当天上课人数太少，决定8日放假，并决定2月1日开学，6日上课。至此，胡适与蒋梦麟等人关于复课的努力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