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农民既不用承担瑶役，田地产出上交的还少了，留存的多了，生活也就提高了。
对权贵们来说，通过这样的手段，凭白兼并了许多田地，再仗着自己的特权，优免税赋，更是平白又得地又收粮。
唯有国家才是里外都亏的。
相比起王公勋贵，官员在大明也是特权阶级，户籍上是官户，经济上则是按品阶定额优免，现任官员悉免其瑶役，致仕官终身无所有，考中秀才除本身免除外，还能户内优免二丁。
在万历三十八年颁布的优免则例中规定，现任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乡官免本品十之六，生员，监生八十亩。
本来国初的优免只是免瑶役，但事实上到了明中期开始，已经是役粮俱免。而到了中后期开始，官绅们更是无视国家法律，冲破界限，基本上就成了全额优免。
田连阡陌而不任分毫瑶役，甚至不仅官户本身如此，连依附于他们的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也都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
于是官户便成了逃避国家税赋瑶役的保护伞，各种名目的什么渊薮，投献、诡寄、分花、寄庄等层出不穷。
投害早就被称为国家三害之一，但这涉及到所有官绅和权贵阶级，因此不但没有半点改变，反而越演越烈。
谢三宾的这二十四万多亩地，真正他家自己的地不多，可能也就两成左右，其中还有部份是仗着官职权势，巧取豪夺来的，比如遇灾年，放高利贷，然后逼债收田等。
更多的都几乎是投献或寄庄等。
“谢家仅宁波一地，每年收租谷就达一万三千多石，敛银九千八百两。另外，谢家还拥有众多织机织妇，纺织求利······”
这不仅是个官僚地主，还是个资本家了。
大明为什么亡，很大部份原因就是财政先崩溃了，而国家财政为什么崩，说到底还是那群官僚集团们，他们表面满嘴仁义道德，可私底下不仅巧取豪夺，甚至还通过投献等方式，兼并田地，垄断工商。
朝廷但凡敢说一句开海贸易，他们就说取祸之道。敢要征收工商税，开矿税，他们就要闹的满城风雨鸡犬不宁，本质上就是他们侵占了本属国家的利益，不肯放手罢了。
大明不开海，不对外贸易，难道民间就没有了？
仍然与洋人贸易，只是没有明着来，而是通过澳门甚至沿海的诸岛走私岛跟他们交易，而这种交易，完全不用给朝廷交一分税银。
甚至民间商人们敢私自参与想分一杯羹，还会被他们定为海贼，联手围剿。
这就是血淋淋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