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改为出银雇役。
驿卒分工细密，有马夫、驴夫、马头、驴头、车夫、厨夫、库子、斗级、防夫、轿夫等等。
明末时，全国各地的驿站，有好几万的驿卒。
在明末时，驿站制度彻底崩坏。
不仅是官吏，甚至凡是和体制有关的人，都可以开个介绍信到驿站住宿吃饭和使用车马，完全免费，走时还能再索要点路费。
驿站招待、养马、递送、维修等花费巨大。
地方官府也没压力，反正需要多少就向百姓征收多少，甚至还能借机多征一些，再额外加点火耗之类的，都是算在百姓头上，多征的官员们分了。
这些费用使用时，也没有监管，上下一起贪污，成为腐败温床。
驿站本身的公文、情报的传递功能却弱化了，嘉靖时计划裁撤全国三五成的驿站，节省的费用一半用做军费，但裁减了部份驿站后，情况并没好转，官吏仍旧在驿站大吃大喝，公车私用，许多驿站就要驿卒承担这超出的部份，于是许多驿卒只能逃走，结果就是导致驿站系统瘫痪，倭寇袭破福建兴化城，十万火急的消息，却在驿路上跑了一个多月，才到北京。
最后驿站改革失败，仅仅五年，一切重回原轨。
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又开始改革驿站，他不从限制费用着手，而是限制官员权限着手，颁布新管理条令，处罚了几十个官员，把驿站改革，纳入到各省督抚的考核之中，最后，确实成功的节约了三成开销，每年节省百万两银子，只是在他死后，一切又恢复原样了。
崇祯时，又削减了六十多万两驿站开销，一次裁减六成驿站，而且是在几个月内完成的，没有提前安置好裁撤驿丞、驿卒们，直接一刀切，而且一次裁了两万多驿卒后，地方官府有许多仍然还在向百姓征收驿站的费用。
驿卒其实有几分特殊性，不仅仅是邮差，他们本身也属于一种准军事武装人员，特别是许多驿卒，那都是准骑兵。
在一些边地，驿站也还充当着兵站作用，甚至就是城堡，里面的驿卒也相当于边军，简单的裁撤，没做好安排，加上天灾兵乱饥荒，最后就是干脆造反了。
对于朝廷来说，看似省了几十万两银子，但重要的驿站系统瘫痪了，得不偿失。
古代信息传递本就慢，没有了驿站保证，许多重要的公文、军情，都会被耽误，影响巨大。
“驿站非常重要，必不可少，一直以来，驿站最大的问题，还是权责不明，缺少监管，导致腐败。”
“所以朕以为，驿站要改革，就得根据这些实际问题着手。
比如驿站可以按职能分开，实行邮、驿分离，驿站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传递信息，并为公务人员提供给养。
设驿馆，专门负责接待，设邮递铺，专门负责邮递。甚至可以再分出递所，专责官物货运。
邮驿分离后，邮递铺负责情报、公文传递，直接隶属于兵部，兵部特设一个邮递局来负责管理，地方上总督、巡抚、分巡负责监督管理，邮递铺设邮递员，由兵部负责在各地招募，采用雇佣制，按月发饷，监督考核，优胜劣汰，定期考核。
各省还要增设一个邮驿厅，设一名督邮厅长，负责邮驿事务。
知府、县令对境内邮递铺负责日常工作的指导师和监督，各邮递铺设铺长一名。邮递铺按运送速度，可分为陆邮和水邮，并分步递、马递、船递以及加急快递。
步递日行二百里，运送日常行政公文和官信，马递日行三百里，主要用马来官员升降任命、刑狱以及军机边防等紧急文书，有重大军事或重大事情，可用加急快递，分为四百里、五百里和六百里和八百里加急。
另外物资运送，另设递运所，负责运送一些官用、军用物资等。
全部采用官府雇佣驿夫模式，并层层监管。
各地费用，也都由国库划拔方式，并严格预算、审核制度。
朱以海还特别提出了邮票，以后邮递铺的公文等，都需要贴邮票。邮票户部发行，官方公文信件也一样要贴邮票，邮票在寄信时在邮递铺购买。官员可在衙门公使钱里报销，而邮递铺卖出的邮票，也是财政收入。
另外，还于公文传递外，恢复以前的民信局，各地也兼揽民间信件、物资的运送，同样购买邮票寄信，根本距离远近等，付费。
至于说原来招待功能，单设驿馆。
邮递铺二十里一个，而驿馆六十里一座。
驿馆专门负责招待过往公干的官吏，但必须凭驿券才能住宿吃饭，且严格规定按品级和公差任务享受相应待遇。
就是既得有相应衙门开出的出差介绍信，还得有驿券，相应品级每天什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