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事情大大刺激了辛弃疾的情绪，哪怕他就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也不能削减他对山东官场的恶感。
把留给地方的权力拿回来，这一点在民兵系统初建的时候曾经由一部分干部提出，但是被苏咏霖驳回了。
因为苏咏霖认为地方需要一定的灵活性，不能事事等待中央指令，在没有高效传递讯息的手段之前，集权太甚，是弊大于利的。
当年是洪武三年左右，天下尚未平定，地方还不安稳，苏咏霖认为需要保留县级民兵队伍的灵活机动，给予民兵处管理者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至少对剿灭土匪强盗这种事情有自主权。
要是连这种事情都要中央给予指令或者调动正规军，成本也太高了，不是大明能够承受住的。
但是辛弃疾综合分析天下局势，认为当今天下和洪武三年的天下已经不同。
当今天下局势已经安定，地方上已经没有土匪强盗生存的土壤，民间已经不存在威胁国家安定的力量，相反，掌握权力的统治阶级本身才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所以，辛弃疾认为务必要利用一些制度设计来限制统治阶级本身的权力，一定意义上采取宋人的制度，严格控制武装组织，将统领权和指挥权分割开来。
没有中都军事部的指令，集体农庄和县里面的民兵处连一兵一卒都不能调动，否则，就要视若造反，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如此一来，才能真正断绝这一次在山东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否则随时可能出现第二次。
说老实话，在辛弃疾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苏咏霖是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