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要跟路鸣借一大笔钱，而且要求路鸣购买紧俏和严控的物资，这几乎是要路鸣承担性命的风险。
“他真的这么有钱吗？我看他答应的这么爽快……”
安意有些怀疑路鸣是不是假意答应，然后回头就忘了。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而是一笔巨款，更别说军火、电台、药品这些国民党严控的物资，路鸣怎么能弄到手呢？
“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不过在上海的富二代里，他可能是最有钱的，当然也是最低调的。”董先生说道。
“我真是不懂了，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好好的做实业，干嘛去当特务？”安意不解道。
“他不是都说明白了嘛，是他后面的人也就是盛有德安排他这样做的，他没有选择权。”董先生淡淡说道。
“原来他也是一个可怜的人，不过是别人手上的棋子。”安意有些鄙视道。
“话不能这样说，我们也是组织派来上海的，难道说我们也是组织的棋子？”董先生对安意的幼稚想法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他怎么能跟我们相比，我们是干革命的人，为的是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安意仍然坚持她的根据地思维。
董先生耸耸肩，他并不喜欢安意说到革命者时的那种天然的优越感。
董先生认为，革命者并不具有天然的优越性，相反，革命者应该把自己和最底层的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
在董先生的心目中，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土壤，是养育他们的大地母亲，他们不过是这块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根坚韧的野草。
不过董先生今天实在是有些累了，脑袋里嗡嗡作响，不想再争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