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平治县城，用的乃是堂堂的儒家之法，经济固然要有发展，但更加在乎的，是城中氛围的和谐，断案的清明，对人民的教化，使鳏寡孤独有所养，幼儿有所学的大同之体。他天资聪颖，人也努力，又经过了官场颠簸、世情打磨，所以有了自己成熟的体系，这体系的圆融基于儒学的教导，这些成就，成舟海看了便明白过来。但他在那小小的地方埋头经营，对于外界的变化，看得终于也有些少了，有些事情虽然能够听说，终不如亲眼所见，这时候看见成都一地的状况，才渐渐咀嚼出许多新的、未曾见过的感受来。
这感觉并不像儒家治世那般恩威兼行，施恩时使人温暖，施威时又是横扫一切的冰凉。成都给人的感觉更加清明，相对而言有些冷。军队攻了城，但宁毅严格不许他们扰民，在许多的军队当中，这甚至会令整个队伍的军心都崩溃掉。
法制也与军队完全地切割开，审案的步骤相对于自己为县令时更加死板一些，主要在断案的衡量上，更加的严格。例如宋永平为县令时的断案更重对民众的教化，一些在道德上显得恶劣的案子，宋永平更倾向于严判重罚，能够宽容的，宋永平也愿意去和稀泥。
而在成都这边，对案子的判决自然也有人情味的因素在，但已经大大的减少，这可能取决于“律法人员”断案的方式，往往不能由主官一言而决，而是由三到五名官员陈述、议论、表决，到后来更多的求其精确，而并不全然倾向于教化的效果。
……这是要打乱情理法的顺序……要天下大乱……
在思考之中，宋永平的脑海中闪过成舟海跟他说过的这个概念——据说这是宁毅曾经与李频、左端佑都说过的话——一时间悚然而惊。
无论如何，他这一路的看看想想，终究是为了组织见到宁毅时的言辞而用的。说客这种东西，从来不是蛮横无畏就能把事情办好的，想要说服对方，首先总要找到对方认同的话题，双方的共同点，以此才能论证自己的观点。待到发现宁毅的观点竟全然离经叛道，对于自己此行的说法，宋永平便也变得混乱起来。斥责“道理”的世界永远不能达到？斥责那样的世界一片冰冷，毫无人情味？又或者是人人都为自己最终会让整个世道走不下去、分崩离析？
若是这么简单就能令对方恍然大悟，恐怕左端佑、李频、成舟海等人早已说服宁毅幡然悔悟了。
挂在口上的话可以作伪，已然贯彻到整个军队、乃至于政权体系里的痕迹，却无论如何都是真的。而如果宁毅真的反对情理法，自己这个所谓“亲人”的分量又能有多少？自己死不足惜，但若是见面就被杀了，那也实在有些可笑了。
他在这样的想法中迷惘了两日，随后有人过来接了他，一路出城而去。马车飞驰过成都平原气色压抑的天空，宋永平终于定下心来。他闭上眼睛，回想着这三十年来的一生，意气昂扬的少年时，本以为会一帆风顺的仕途，忽然的、迎头而来的打击与颠簸，在后来的挣扎与失落中的感悟，还有这几年为官时的心境。
终究那意气昂扬并非真正的人生，所谓人生，是会在一片波澜壮阔中载沉载浮的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