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了，成都城内逐渐亮起灯火，先是零星的点滴，随后变成一片一片浸润开去的光湖。
自宁毅到来之后孕育了十余年的格物学成果，在成都大规模爆发两年之后，已然令这里成为了整个时代最为特殊的存在之一。
城市外围的工业区正在朝着远方铺展。点点滴滴的灯火说明了许多工场即便到得夜间仍未停工的事实。以华夏军的军工为核心，大量的外来涌入者也引爆了城市的内需，水泥、砖石、泥沙、木柴……种种与建筑、民生有关的行业都在蓬勃发展，而随着华夏军大量开放的技术共享，无数的外来商人开始在这里扎下根来，学习与推动着各种工业、手工业的技术。
川蜀自古天府之国，但在太平时节时，由于中原的繁华与兴盛，这边顶多也就是不错的养老之地。但在中原与江南尽皆沦陷、战火四起后，华夏军击溃女真西路军的战绩，终于引来了大量豪绅、商贩的进入。
过去武朝的商业便颇为发达，到得如今，只要是还有些心气、有些家当的商贩，大多都会想着来西南看一看，而一旦他们看到了华夏军公开的技术，人们或多或少地也会在这边付出一笔投资，扎下根基来。因为只要是有眼光的商贩都会知道，哪怕在西南赚不到钱，这边的技术积累与效率探索，都会决定一个行当未来的生死。
两年时间的高速发展，城市外围圈层上一块一块的工业区域仍旧显得杂乱，部分地方棚屋拥挤，但大量人口汇聚的景象，在夜色里融成的点点光斑仍旧显出奇异的热闹氛围来。
而在一块块工业区划间，即便入夜也有大量路人通行。在城市的南北两端，形成奇景的是两条光芒点点蔓延的通路，这是今年年中方才修通的马车轨道，它以原木铺成车轨，砂石为基，将车轮改造过的大型车厢置于其上，以驮马为动力拖运重物，这些大型货运马车厢支起的灯笼会在夜里延绵成一片点滴前行而又分外有序的光路，令人望之心怡。
而这种木轨拖车，最初被城内的批评者们认为是漂亮而无用的“古怪之举”，有的人认为这不过是宁毅的“怪癖”。然而运作数月后，这些大车在运货数据上表现出来的效率却震惊了所有人。
在使用同等驮马数量的情况下，轨道马车甚至能够以两倍的速度轻松拉动两倍的货物；眼下在新近上马且出现了数次故障的情况下，轨道车的运货效率仍旧达到普通货运马车的三倍以上，这样的数据一度令得效率的讨论成为城内几个月来的热门话题，也大大缓解了城外各个行当效率及数量发展之后的货物吞吐难题。
外围厂区光芒顶多是来自于工厂的加班加点，而穿过古朴的城墙，到得城市内围，部分繁华街道上灯笼的光芒变得更为密集起来。各种各样的吃食、戏剧，一座座的酒楼、茶肆，汇成这片城市夜生活的纷繁。一名名穿着长衫的老儒、新儒们在楼宇间高谈阔论，新的文化人们在茶楼的厅堂间读报交流、谈论时政，这是变革的城市，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可以交流。
而在一处处热闹的街道之间，泛舟水路上的楼船，行走于各个重要街区间的公共马车，带起着光芒的流动，犹如城市间重要的血管，血液川流不息。道路上的部分行人提着灯笼，在古老的树木间一面交谈一面雍容前行，也有行色匆匆的商贾，或是初到贵境的旅人……或衣衫褴褛、形单影只，或三五成群、呼朋唤友，望着城市中夜色的繁华，或是街道上的古怪景象，震惊不已。
文化的冲突正在这里激烈的发生。
而作为这文化冲突的两极，其中的一端自然是城市里以儒生为代表的群体。这既是旧文化也是实质上的主流文化孕育出来的精英，他们的基本特征通常是穿着雍容的长衫，对于年高德劭、之乎者也，思维已极难变化的社会上通常称其为老儒；
与老儒对应的则是相对年轻的“新儒”，许多的年轻人常常是大儒们的弟子，他们读圣贤书，也期待着某一天货与帝王家、为万世开太平，但在与华夏军的论辩之中，他们也渐渐的接受了一部分效率思维、格物思维的影响，就外在特征而言，“新儒”们在穿着长衫之时常常也会穿华夏军制式的靴子或是鞋子，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随身携带相对方便的石墨硬笔、携带笔记本方便随时书写，而与之配套的是在长衫之中缝制更为方便的口袋；
与儒家对应的思维，自然便是华夏军一直提倡的格物、四民以及没有多少人能够清晰掌握的辩证唯物思维。格物讲究效率与实证，人人平等淡化尊卑，辩证唯物论要求目的论与方法论配套，简而言之，即孔子的言论是他对于春秋时代如何到达大同社会的设想，有此一时彼一时的局限，任何看不到目的论，觉得至圣先师说的全是真理的人，觉得一个方法论放诸万事皆准的人，都是大傻逼……
文化观点的冲突当然复杂，而属于华夏军一方思维外在的呈现，则大多体现在那一身缝满口袋的短打装扮上。
在过去的文化当中，雍容的长衫是尊贵的象征，而短打的装扮大多属于低贱的体力劳动者。这一方面因为文化人可以慢下来，可以好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织造业的发展决定了软趴趴的布料往往只有做成长衫才比较好看。
宁毅造反之后，首先是在军装上提出了大量的新要求，而苏家的织造业底蕴迎合了这些要求的需要，在经过了十余年的革新与改良后，如今华夏军的军服笔挺而帅气。这种发展逐渐进入民用服装行业，便又催生出大量干净利落并且方便工作、不至于被机械钩挂的“短”装扮来，又成了文化对抗的一种象征。
如今在成都城内，拥护宁毅这边四民思维、效率思维的年轻人们，主轴上来自于参与过华夏军培训班的一系列军官，他们或者是军队中的成员，或者是政府的公务人员，对于服装的象征倒不见得执着。但在这些之外的社会层面，大量识文断字、会书写算术的工人以及管理人员开始迅速成为了华夏军这边思维对抗的主力军。
这些人当中，有部分过去是落魄的寒士，更多的是家境贫困的普通人，又有少量地位低下的商贾、账房。在华夏军跃出凉山之后的数年里，办各种培训班，吸收社会底层人士进工厂，令得这些人能够简单的识文断字、学习算术，这个过程里，许多聪明人在工作或者学习当中被发掘出来，随后又有了主动学习的过程，开始理解这个世界的现实。
华夏军的培训班重视实绩，脱颖而出的人们智商超群，在华夏军工业基础迅速发展的过程里，这些人渐渐的在自己的领域中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他们有的对于流水线、对于统筹效率的理解深刻，有的在数学领域有着迅速的突破，也有的自己摸索出了管理学的道理，这些人开始自发地为华夏军的“理论合法性”添砖加瓦。
他们的学问是相对偏科的，在态度上也是相对偏激的，但在一次次的议论与争吵之中，这些在工作和生活中“速成”的文化人们也在迅速地加固着自己的三观和逻辑构架，而他们统一的象征，便是挂满口袋、适合工作的华夏军短打制服，其中的大部分，则都会为了工作和打理的方便，剪去“受之父母”的长头发，转而留寸头甚至光头，这也是城内舆论争端中，他们常常受到诟病的一些问题。
在激烈的书面辩论过程中，宁毅在数篇匿名的文章里刻意地输出私货，将这些人定义为了“新文化人”，如今这个名词已渐渐被大众接受，但我们尚无法知晓，在这个时代里，这个名词最终将成为贬义的、还是褒义的概念？
基于这两极的争端而来，也有更多的奇装异服在城内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