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贵就派人来给周士俊递话，希望他能放人。
周士俊态度坚决的回复：“此人犯法，证据确凿，未及审判，何能释放?”
柏贵解释说，这人入了洋教，有洋人说情。
周士俊不服：“县令不是洋官，大清朝也不是外国，在大清的地界，我拿的是大清的俸禄，怎么能听洋人的指挥？”
最后柏贵也拿周士俊没办法，反而让周士俊在广州扬名，老百姓说他不畏洋人，是强项令。保守封闭的社会中，民族主义情绪严重，周士俊跟洋人对抗，是有广大的群主基础的，所以若非万不得已，朱经理在真的不想收拾他。
但这种保守的官僚，往往也愿意做旧政权的忠臣。
朱敬伦闹饷的时候，由于担心出现当年华庭杰和李福泰出城组织乡勇围困广州的事情，就扣住了番禺和南海两个县令，等自己控制了局面，就把这两个县令请出来，希望他们继续做官，稳定地方。
做官他们倒是愿意做，可是之后一直跟朱敬伦做对，尤其是周士俊，当朱敬伦出让全省州县递解官银入广州府官库的时候，他直接说钱都让朱敬伦抢了，他没有钱。
方山建议，严惩周士俊，给其他人做个样子。
朱敬伦深思了一番，这种有民望的县令，如果杀了他，自己不会有好名声，反而让这种人成神了，老百姓会一代一代的传诵。
“由他去吧，必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敌人！”
朱敬伦解释道，这种不知变通的官员，就跟聂尔康一样，有时候也有用，现在用聂尔康的血已经震慑住了大多数州县，犯不着在杀一个文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