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受邀前往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做过演讲。
他在187o年回国，继续给华字日报当主笔，同时开始整理在欧洲的见闻，编译了法国历史著作《法国志略》，又因这一年普鲁士击败法国，引起世界轰动，王韬开始撰写《普法战纪》一文，在华字日报上连载，并得到申报的转载。
1873年，英华书院的主持理雅各回国，作为好友的王韬买下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办起了自己的报纸，起名循环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在《循环日报》上表政论，他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
他不但文字好，长久的翻译经验，让他的文字既有中文的美感，又有西方文体的严谨，而且视角独特。同时他广博的见闻，让他经常能够旁征博引，跟别人的评论不同，他不但能过提出批评，而且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常能说出法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英国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之类的答案。
王韬的评论，在此时的中国，当属一绝，比申报的评论更加透彻和平易近人，因此影响力更大，后世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即便是当世，也是一个风云人物。他在1875年，就连续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次提出“变法”的口号，可以说是中国呼吁变法第一人。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崇尚模仿德国，因此对王韬的普法战纪十分关心，这本书从报纸上摘录下来，刊出21万字的单行本，在日本卖了好几万册，也让王韬在日本的名声很大，后来更是应日本人之邀请，访问日本。
李鸿章也知道王韬这个人，认为他“不世英才，胸罗万有”赞誉有加，可惜王韬没接受李鸿章的招纳，但李鸿章却为他活动，取消了对他的通缉，让他晚年得以回到大6。
最不喜欢王韬的人，可能就是大明的官员了，因为王韬在香港报纸上写文章，批评最多的就是大明政府。
可朱敬伦却非常喜欢读王韬的文章，但他却没有干预这个人的成长路径，没有采纳某些官员的举荐，聘请王韬到大明官府做官。
因为朱敬伦觉得，王韬这样的人，他们最好的舞台，还是通过他们的言论和思想，去启蒙广大的民众，是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朱敬伦甚至不无担忧的想，想王韬、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真的让他们当了官，弄不好就从高高在上的思想家，一下子沦落成为嘴炮党了，那样就实在是太可惜了。
王韬当然是这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物中的佼佼者，是启蒙思想家之一，但是这样的人，在中国不是一个，而是一大群。
可惜的是，一大群王韬，在中国没有起到一个福泽谕吉在日本起到的作用，他们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除了极个别像李鸿章这样的老道政客外，权力阶层对他们的思想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