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由于旧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跟日本相比是缺少一个福泽谕吉式的启蒙思想家，但是却有一大群申报编辑和王韬这样的人物，他们没有通过某一本书对整个民族进行启蒙，却通过报纸表达了他们的观点，通过报纸让他们的现代意识影响了更多的人。
中国也不可能出现福泽谕吉那种人物，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有文无第一的传统，儒道里很难形成福泽谕吉式的思想教父地位的人，即便是曾国藩这种人，在他威望最高的时候，都依然有一大批人不服他。
魏源写了海国图志这样的启蒙书籍，在中国反响平淡，传到日本却引起了轰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在中国有大把不同意魏源思想的人，而日本人却很喜欢将外来思想和文化推崇到较高的地位。
这不能单纯的将中国人批评为麻木不仁，主要还是文明中心和文明边缘民族，对待文化的不同习惯使然，中国人习惯了自己创造文化，然后输送到四邻，日本习惯了从外面吸收文化化为己用。
这种不同的民族习惯，是近代史上满清和日本变革一个失败一个成功最大的文化因素。
但具体的因素，则一目了然，是双方掌握权力的上层精英，对待变革的态度完全不同。
其实中国遇到的问题，日本同样也遇到了，中国遇到的变革阻碍在日本也同样存在。
日本改革精神教父福泽谕吉就在74年1o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变革的困难。
他说：“日本的形势确实艰难。为在外交中享有平等，就要在国内消除狂妄。如先考虑内部事务，就不能有助解决外部事务；如处理外部事务，国内的混蛋就会蠢蠢欲动，如顾此思彼则将一事无成。事情虽如此艰难，但也没有理由不去努力。”
日本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同样遇到有国内混蛋扯后腿，但日本人显然更务实，他们“没有理由不去努力”。抱着这种，尽管困难很多，不管怎么做都有人扯后腿的现状，依然坚持必须做事的态度，日本最后成功了。
满清失败就在于，政府最上层经营，为了改革不断的进行争辩，争辩未必是什么坏事，理越辨越明，可问题是他们只是一个劲的争论。革新派和守旧派争执了几十年，但是争论归争论，就是没人去行动，一切只局限于空谈。真正塌实肯干的，就只有地方上几个大臣搞的洋务运动，还不得不搞的小心翼翼，无法得到举国的支持，最后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中中功亏一篑！
朱敬伦很庆幸，尽管大明作为中国这个文明中心的一部分，大明的国民也跟满清的国民一样，对待外来文化总是抱有自身的文化优越感，这些年对于外来文化的抵制和批评就没有断过，可是在朱敬伦的强行推动下，不但他始终坚持做事，而且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通过派遣官员出国留学访问，通过他们在国内跟外国人接触，通过切实的官府变革让他们感到便利，已经影响到了一大批官员，至少是陈芝廷等这批官员，尽管在文化上还没有放下优越感，但是已经不排斥西方的管理制度，甚至已经开始主动的，有意识的去推动西方管理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