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家族集资办厂，却将工厂出租，有出租给外人的，也有出租给本族人的，建厂的土地是宗族祠堂的祭祀公地，过去就是出租取息为目的，是某一代迹的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比如伍秉鉴分家的时候，就将数百万两的固定资产划到公堂作为祭祀产业。
现在这些宗族根据老传统，将工厂当作过去的土地一样，看成了一项生息产业。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
是什么让他们有了这种思想转变呢，普通的利益绝对办不到，根据行情，地主们出租机器缫丝厂的年租率通常为投资额的1o%。“丝厂多属乡族尝业而批租与缫丝商。租项以1分息计算，所得租项归诸乡族公用。且以风俗习惯种种关系，故鲜有以私人名义投资建筑丝厂者。”
显然每年能收回投资额的一成作为固定的租息，这比出租土地耕种要高的多，高到他们可以改一改传统观念的地步了。
可资本家凭什么心甘情愿每年都拿出这么一笔丰厚的利润交给当地宗族作为租金呢，他们自己买地建厂不更划算吗，事实是，他们做不到。
复杂的农村社会，还牵扯到一个地方保护问题，大到土客械斗双方争学额，争土地，小到两个村子争水，都是这种地方保护的体现形势。
一个在乡村没有深厚背景的商人，想在乡绅的地盘上搞经营，不得到这些大家族、大宗族的支持，难如登天。所以这种高昂的租金背后，还有一种向人家买准入资格的味道，甚至说不好听点叫保护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宗族会以祠堂的名义要求“凡我族人皆当任保护之责，则宾主相安，利赖无穷矣。厚本堂启。”
这种保护费还不仅仅体现在高昂的租金上，还有其他地方保护主义存在，调查还点出，在有些地方“地方豪绅，宗族长老，对丝厂选地必昂其租；迨建成后，有说其烟囱有碍风水，施以勒索；对丝厂所有蚕蛹要由当地包销，……等等。”
有的地方豪强乡绅，用高昂的价格出租土地或工厂给商人之后，还不满足，还要继续勒索，目的是对丝厂的蚕蛹进行包销，这跟后世国家修铁路、公路等工程经过某些村庄，就必须雇佣当地的村长或者书记做工头，工程才能顺利进行下去是一个道理。
除了租金、包销蚕茧等项目外，地方豪强的盘剥手段还包括向工厂征收捐税。有些丝厂经营者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捐款，如桑捐、茧捐、蛹捐、过节捐等；土豪向缫丝厂收取保护费，每个水盆每年十元；丝厂经营者在其他地方收购蚕茧、招募工人时也会被迫交纳一定的保护费；土豪还在桑市和蚕市上征收服务费，用这笔收入资助地方公局。
这种暗含黑帮性质的勒索包销等现象，显然对工商业展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现在大明使用机器取代手工作业后的巨大效率提升，还能满足这些层层剥夺的利益体，可一旦效率红利吃完，这些乡村工业将无以为继。
但这些勒索性质的现象，却都是因为乡村自治的传统习惯使然，朱敬伦跟这种习惯已经斗过多次了，每次都会流血，过后依然如故。修铁路如此，办教育如此。所以他不打算在目前工业展不错的时候，动这些宗族的利益。老实说乡村自治也不是一无是处，起码对乡村宗族自己的保护就很有力。从陕西传回来的消息称，陕甘回乱让富饶的关中平原遍地荒芜，只有少数豪强得以保存，在面对以严密的宗教组织起来的回人，当地只有以宗法制度组织起来的大宗族才能生存，那些杂姓村子，早在第一波种族屠杀中就被清洗了。
大乱之后，关中平原留下了一个个诸如，“张家堡”，“周家堡子”之类的村庄名称，显然他们都是以军事性质的土堡为保护才残存下来的村子，而这样的土堡绝不是个人能够支撑起来的，必然是一个个大宗族的集体行为。
当然乡村有这些不好的现象，也有一些朱敬伦比较能够接受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