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款兴学运动是有成效的。
前面提到过，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决议，“免除”美国所得赔款的大部分，从1909年起至1940年，逐年按月“退还”中国，作为中国设立留学预备学校和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等方面之之用，算是开了庚款兴学之先例。
在退款兴学运动的推动下，1924年，美国又将全部赔款“退还”，指定用于中国教育文化事业。
同年，苏俄自动放弃赔款，与中国政.府议定，该项赔款等清政府偿还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后，其它完全拨作中国教育款项。
在此前后，英、法、比、荷四国也相继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退还”赔款，设立机构，管理使用。除用于铁道、交通、水利、实业等各项建设事业外，以其息金办理文教事业。综合各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教育文化事业的主要是设置学校、研究所，选派留学生，补助国内学校和教育文化团体，聘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以及交换出版物等文化交流。
退款兴学运动对国家和民族，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在整个的过程中，蔡元培作为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一直在精心擘画，多方奔走，可谓功不可没。当然这为后话。
这一时期，发生了对学界有很大影响的，蔡元培和林纾的论争。
引发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是《新青年》演“双簧戏”。《新青年》初期反响不大，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号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总题，发表新旧文学论战的两封信。
一封是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者，诬蔑和攻击文学革命的来信，一封是《新青年》记者刘半农写的万余言的《答王敬轩》，逐段批驳王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