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终于走出了徽州的层层峦叠，告别了上庄的绿水青山、田垄村舍、石桥水碓，告别了他家的“八字门与“来新书屋”沿着脚下的石板大路一步步走向一个陌生广漠的新世界。去寻找他自己的灿烂光明的人世前程，去完成他自己轰轰烈烈的历史使命。然而这时刻，胡适对徽州外面的那个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
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他身穿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大袖马褂，脑后一条小辫子，用红头绳扎着，跷跷的拖在背后，完全是一副地道的乡里土少爷打扮。当年由绩溪上庄出门，只能步行。他们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至余杭乘小船，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杭州；然后乘火车，才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个乡巴佬要在那里住下，读书，寻求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新学”。
1904年春二月间，胡适随三哥嗣到了上海，暂住在自己家开的“公义油栈”里。三哥开始找医生治疗他的肺痨，胡适则进了“梅溪学堂”当学生。
“梅溪学堂”校址在上海旧城(华界)老西门里蓬莱路，距上海文庙不远。他进的这个梅溪学堂。是他父亲生平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经甫)先生创办的。
胡适父亲胡传在上海求学期间与张焕纶切磋砥砺，最为莫逆，生平也深深敬佩张焕纶的人品胸襟。故尔曾将自己的儿子嗣種、嗣送来“梅溪学堂”(当时称“梅溪书院”)进学，现在又轮到他的小儿子胡适了。
胡适称张焕纶为中国“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新教育的老先锋”，张焕纶的一句名言“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曾影响了无数的学生，胡适在许多场合都提到“不做自了汉”的人生宗旨，宣传他人生要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的一贯主张。
直到胡适晚年，还有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张宝乐满怀深情向他汇报“不做自了汉”这句话对他人生的巨大影响力。由于张焕纶与胡传的深交，胡传死后，张焕纶为他的四个儿子代撰了一篇《胡铁花先生家传》，胪列胡传生平甚详。
然而张焕纶显然没有对老朋友的小儿子这个当时名叫胡洪的乡下来的新生给于足够的重视，胡只见过他一回，那就是刚进学堂时参拜叩见的那回。张焕纶不久就死了。他没来得及在自己办的学堂里给胡适些特殊的照顾与关怀便死了。
那时是清朝末年，刚刚废科举，兴学校。这梅溪学堂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门。胡适因为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但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现在进五班，国文读《蒙学读本》，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正好可以默默地用全力专攻他没有学过的英文和算学。
刚到上海时，胡适说话与穿着都很土气，第一天入学引来了许多学生围观。但是6个星期后，胡适崭露头角的机会来了。
这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应该是没瞧得起浅近的《蒙学读本》，事先准备不足。这一天，讲到读本里的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胡适听到这里，心想，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毕竟刚从乡里来，不敢冒失；从母亲那里也学得了一点忍耐的好脾气。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脸也有些红了。
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