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侬读过《易经》?”先生问。
“读过。”
“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余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侬跟我来!”
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对那班里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是第二班的学生了，一天之中，他竟跳了三班!
在这里，做为学生的胡适，其给先生提不同意见的方式方法肯定是值得肯定的。试想，如果胡适是当众，而不是“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事情会是怎样呢？
但是，更值得褒扬的，甚至应该大书特书的，是这位沈先生。老师出错也是很难免，但能做到沈先生这样的胸怀若谷，这样的从善如流，却是很难很难的。
试想，如果沈先生是一位掩过饰非之人，事情又会是怎样呢？
小小年纪的胡适，这个时候应该是很得意，他满心高兴，坐下来凝神听课。先生却没有讲书。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原来今天这个二班上的是作文课。
顾先生在黑板上出了两个作文题，一个是论说题:《原日本之所由强》，另一个是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没有学过，不会做。“论题”虽然可以敷衍，但那个“日本”，在天南还是在海北呢?他也不大清楚，怎么做呢?刚刚升到这个班里，他既不敢请教先生，同学中又没有一个熟人，在乡里读的那些古书也帮不上忙。他心里急得不得了，以至暗自埋怨沈先生不该把他升得这么高，这么快。